万向娱乐万向平台万向注册万向登录万向官网【全球认证】我国加入WTO已经历时5年，迄今已经全面完成了入世议定书中承诺的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各项义务，进入了所谓的“后过渡期”。在这5年中，我国的农业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2%，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比1991-2001年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高0.04和0.08个百分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以WTO农业协议定义的农产品加上水产品作为统计口径，据商务部统计，出口额由2001年的16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71.8亿美元，年均增长14.5%，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进入2006年后，农产品出口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1-9月累计出口额达到218.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可以说，我国农业基本上平稳地完成了向WTO贸易体制的过渡。
上述情况与入世前人们的普遍预期显然有相当大的反差。加入WTO时，我国在开放农产品市场方面做出广泛的承诺，包括大幅度削减关税、对部分重要农产品进口实行关税配额制度管理、立即停止使用出口补贴、限制农业国内支持支出、规范动植物检疫措施和食品安全技术标准等。履行这些承诺使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入世前，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基于资源禀赋理论做出判断，我国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处于竞争劣势，但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上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因而入世后会出现在增加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进口的同时扩大畜产品、园艺产品和水产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的局面。鉴于当时主要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因而人们预期入世会导致这些产品的价格下跌，进而对农民收入提高产生不利影响。
从各方面情况看，入世后我国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变化要比预想好得多，这种局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结果。从外部看，主要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在2001年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减轻了我国面临的竞争压力。从内部看，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农业和鼓励农产品出口的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对部分粮食品种实施保护价收购、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等，而农民和涉农企业对市场信号变化和激励政策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使农业生产结构和地区布局实现优化调整，更好地适应了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得到了提高。
然而，虽然入世后的实际情况与入世前有关研究做出的判断存在较大差距，但这些研究所强调的一些长期趋势性因素仍然是有效的，并且将决定我国今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格局的演变前景。
首先，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农业资源外流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在土地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在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地方政府具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借助于行政力量从农民那里廉价征用耕地后将其转用于各种非农业开发项目，从中获取各种形式的收益。这导致大量耕地被合法甚至非法占用，直到近年中央采取严厉控制措施后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一局面。这一情况与国家为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计划和农民在市场机制驱动下扩大蔬菜等园艺作物种植结合在一起，导致大宗农作物播种面积减少，进而影响到总产量的增长。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导致食品消费结构的升级，需求总量的增加则主要体现在农业部门提供的工业原料上。受食品消费结构调整的影响，尽管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显著低于1996年创造的414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国内市场上并没有显现出粮食短缺的明显迹象。实际上除了2004年外，我国在谷物贸易上一直保持净出口地位。与此成对照的是大豆、植物油和棉花进口规模急剧增加，成为导致我国农产品贸易由盈余转为赤字的主导因素。然而，我国大量进口大豆是由于国内榨油能力急剧扩容引起对原料需求的增加，而榨油业扩大加工能力则是由于国内外企业预见到国内市场对植物油和饼粕的需求增加而大量投资所致，这一过程在入世前已经启动，入世后放宽对大豆进口的限制只不过是为这一发展增添了额外的活力而已。统计数据表明，入世后我国的大豆生产并没有下跌，而是维持增长，即进口增加只影响到大豆生产的增长幅度。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棉花上。我国棉花进口急剧增加发生在2003年之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纺织业界面临纺织品贸易于2005年进入所谓的“无配额”时代而产生乐观预期，进而扩大纺织品加工能力所致。虽然2002和2003年我国的棉花产量低于入世前2001年的水平，但随后两年产量大幅度增加，2004年更创造出新的历史纪录。
第三，非价格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农产品国内消费和出口的关键。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会更为关注食品卫生安全、环境保护、劳工福利等问题，从而导致相关标准的提高。正是由于这一点，发达国家实施的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并且越来越严格，日本和欧盟于2006年开始实行的新食品安全法规就反映出这一趋势。恰恰在这些方面，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经营体系存在诸多的薄弱环节。例如，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公害频繁发生，面临这一形势，政府监管机构表现出严重的能力缺失或不作为。由于这种情况，我国具有很强价格竞争力的畜禽肉类产品并没有能够如一些人预期的那样大量出口海外，进口产品却显著增加，使我国在这些产品上也成为净进口方。虽然我国的园艺产品和水产品出口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但也多次受到进口方限制措施的打击。然而，我国也有一些企业成功地突破了进口国设置的“绿色壁垒”，例如山东省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针对日本加强食品安全管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主动改善产品质量和调整生产结构，把别人失去的市场转变为自己扩大出口的新机会。第四，只有不断扩大农民在非农业的就业机会才能够持续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在2001-2005年期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增长了30%，同期农产品生产价格提高了约20%，消除价格因素后，农民农业经营纯收入年均仅增长2%左右。鉴于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农产品价格不可能持续上升，即使政府继续增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单纯靠发展农业显然不足以保证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更不要谈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了。另一方面，入世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加快，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例由2001年的的50%下降到2005年的44.8%，由非农业经营活动得到的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考虑到第一产业GDP占全部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2.6%，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势在必行，非此不足以消除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
最后，加入WTO对我国政府实施支农政策的空间构成严格限制。入世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逐步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这些惠农政策是导致农业增产、农民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政府可以选择的手段和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国入世承诺的约束。这种情况在大豆产业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加入WTO时，我国完全开放了大豆和豆粕市场，大豆进口关税率为3%，豆粕为5%，进口数量不受任何限制；对豆油进口实行关税配额制度管理，配额内进口关税由2001年的13%立即下调到9%，配额外进口关税由2001年的121.6%逐步下调，到2006年过渡期结束时改为9%的单一关税。入世之初，我国利用制定转基因产品管制办法的机会限制了2002年的大豆进口，但2003年后大豆进口量急剧增加，2006年上升2658万吨，是2001年进口量的将近2倍；豆油进口量更由2001年的7万吨上升到2004年最高时的252万吨。面临这一局面，我国政府只能通过“大豆振兴计划”等间接措施支持大豆生产，对进口数量却无法有效实施调控。此外，很多符合WTO绿箱标准的政策在我国现行农业经营模式下面临操作成本过高的限制而难以实施，而价格补贴和口岸保护等操作成本较低的政策则受到WTO规则的约束，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使用，这使得政府在制定农村发展政策上面临困难的选择。
第一，开放农产品市场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格局演变有重要的影响，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内因素，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第二，我国农民和涉农企业对市场变化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对市场信号做出及时和灵敏的反应，但在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治理能力薄弱的条件下，农户和企业也会理性地利用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机会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使其行为有时会损害到公众利益。例如，我国很多食品公害事件完全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缺乏技术能力。
第三，我国尚未形成适合参与国际竞争的农产品产业链和有效的质量监管体系。一方面，农户与涉农企业之间普遍未能形成利益共赢机制，在缺乏社会征信保障制度的条件下，各方出于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常常导致产业链的断裂，出现“市场失灵”；另一方面，政府治理能力的缺失和不当作为常常不仅未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且造成“政府失灵”。这种情况加大了市场交易成本，损害了我国农产品在国内外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誉。
第四，国内政策比口岸干预政策更有助于实现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入世后，我国政府在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在鼓励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我国得以避免入世前预期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下降局面的重要因素。
尽管我国顺利地实现了向WTO贸易体制的过渡，但今后的农业发展仍面临严峻的挑战，能否成功应对挑战决定了我国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前景。
最近商务部了关于农产品出口的五年规划，提出了放低出口增长速度、加强质量效益、侧重于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方针。根据规划，2010年的农产品出口额将达到380亿美元，年均增长7%，其中深加工产品的比重达到50%以上。这一规划体现了将提高农产品非价格竞争力放在首位的思路。
尽管化学农药在当今农业害虫防治和保证产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安全绿色食品的呼唤以及化学农药的过量使用所引起害虫对农药抗性的发展，使得生物农药在当前农药市场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青睐，所以有权威人士预测21世纪将是生物农药的世纪。
1.1微生物农药的发展 由于人们在在饲养益虫（如家蚕、蜜蜂等）过程中，发现某些微生物能使益虫生病致死，因而想起利用这些病原微生物（包括真菌、细菌、病毒、微孢子虫等）以及利用这些微生物发酵所产生的抗素来防治害虫。当时人们对化学农药的过分依敕以及对微生物农药的认识不够，直到本世纪60年代，由于化学农药暴露出来的某些端和害虫抗药性的发展，才使得微生源杀虫剂的研究迅速发展，目前己有多种微生物农药得到推广和使用。
1.2微生物农药的种类 微生物源农药包括农用抗生素和活体微生物农药两大类。
1.2.1农用抗生素类 是由抗生菌发酵产生的具有农药功能的次生代谢物质，它们都有明确分子结构的化学物质。现己发展成为生物源农药的重要大类，用于防治真菌病害（如井冈霉素、多抗毒素）、细菌病害（链霉素、土霉素）、螨类（如浏阳霉素）、广谱杀虫抗生素（如阿弗米丁）。
1.2.2活体微生物农药类 是利用有害生物的病原微生物活体作为农药，以工业方法大量繁殖其活体并加工成制剂来应用。按病原微生物分类的有真菌杀虫剂（如白僵菌、绿僵菌等）、细菌杀虫剂（如苏云金杆菌、芽孢杆菌等）、病毒杀虫剂（如核多角体病毒、颗粒体病毒等）、微孢子原虫（如防治蝗虫的微孢子原虫）、真菌除草剂（如鲁保一号）。
2.1杀虫机制独特，具有传染性。如细菌和病毒主要从口腔进入虫体繁殖，真菌主要穿过害虫体壁进入虫体繁殖，消耗虫体营养，使代谢失调，或在虫体内产生毒素杀死害虫。
3.1应用其衍生物 如美国Merck公司通过化学方法对阿维菌素结构进行改造得到了伊维菌素，英文名称ivermectin和埃玛菌系，伊维菌素明显改善了对人畜的急性口服毒性，埃玛菌素则扩大了杀虫谱和提高了杀虫活性，防效提高了1～2个数量级。上海市农药研究所利用生物和化学相结合的方法开发了ivermectdin并投入了生产，该所与中国农业大学应用化学系进行了埃玛菌素的开发，形成了阿维蓖素系列农药。
3.3通过改变制剂的剂型以降低其成本、减少有机溶剂的污染，增强贮运安全性。
尽管生物农药在我国己有50多年的历史，但始终没能形成规模产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化学农药的过分依赖，而对生物农药的认识不够，加之使用生物农药较化学农药成本高、见效慢，而且农民使用之后生产出来的绿色产品在市场上并没有明显的价格优势，更加抑制了农民使用购买生物农药的积极性；另外农民还没有形成环境保护的意识，多数情况下，消灭同种害虫的生物农药比化学农药价格高，一些农资部门认为生物农药价格高，农民不认，不好卖，所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生物农药产业化的推进速度。
5.1在国际市场上 由于欧盟2003年12月31日的农药禁令，320种包括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在内的农药在欧盟市场上将禁止销售，而且将涉及到含有以上化学成分残留的的农产品的进口。这样就给生物农药让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5.2在国内需求上 我国是生物农药生产和使用大国。据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正式生产生物农药品种约40种，生产企业近200家，产量约10万吨制剂，使用面积约4亿亩次。2005年，中国各类生物农药的总需求量达到14.5万吨，总销售量额约为8～10亿元。中国Bt杀虫剂只占市场份额的2%，棉铃虫病毒杀虫剂占0.2%，农用抗生素占9%，植物源农药占0.5%。今后10年内，生物农药将取代20%以上的化学农药。中国生物农药市场需求量很大。因此，未来生物农药发展潜力巨大。
体验经济的出现是人们需求变化的新趋势,是以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为主要目标的一种经济形态。约瑟夫派恩(B.Joseph Pine II) 与詹姆斯吉尔摩(James H.Gilmore) 1998年在美国《哈佛商业评论》中指出:体验式经济 (Experience Economy) 时代已来临,经济演进的过程随着消费形态的改变,已从过去之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转变至“体验式经济”。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人均GDP 已经达到三、四千美元甚至更高,中国百姓的休闲时间和几年前相比已经翻了一番,有专家说,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展体验经济的条件。
一是城市消费能力。包括南昌在内的国内绝大多数大中城市,居民收入普遍偏高,即使是城市中低收入阶层,也有少许余钱可用于旅游消费,“体验式旅游”因此成为可能。
二是现代“城市病”。南昌市同现代化进程中的其它大城市一样,也面临着一系列由于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而引发的“城市病”。诸如土地资源紧张,住房狭窄,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等,造成城市人生活紧张、压抑,也存在着大都市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疏离现象。市民渴望有一个回归自然的人性化环境,以张扬自己的个性。“体验式旅游”正好满足市民的这一心理需求。
三是“双休日”等闲暇时间。双休日的实行,使休闲文化有了时间上的制度性保证。绝大多数城市工薪阶层的居民在工作之余渴望亲近自然,寻求宁静的空间来释放紧张的情绪,去市郊体验、感受一下淳朴的乡村生活,也促成许多城市居民的休闲旅游需求。因此,“体验式旅游”很快就成为双休日人休闲旅游的一种时尚。
四是便捷的交通。现今便捷的城际交通系统使得人们到郊区进行一日游、半日游成为可能,每逢双休日或节假日就会有大批的城市人涌向绿色的田野,呼吸新鲜的空气、体验田园风光或进行野炊等,假日出游已成为他们提高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今城市不仅仅被看做交通口岸,都市旅游作为现代旅游和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诸如都市观光、都市文化风情、都市建设新成就博览、都市名人探访等活动的一种体验旅游方式。同时,都市的建设也正主动地汲取“体验经济”的营养,为体验旅游打下基石,为游客和市民提供更多体验的成分。
安义县地处赣西北,总面积666平方公里。“五山一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这是对绿色生态安义的最好描绘。安义县还拥有省级圣水堂森林公园和100多个自然保护小区,森林覆盖率达43.2%,是部级生态环保建设示范区。近年来,安义县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大局,以抓项目建设和独特资源,做特色文章,造特色产业,目标定位为“文化名县、旅游大县、南昌后花园”。安义人通过抓实抓好一大批项目,不仅推动了现代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农业、旅游、城建等产业也强势崛起。
2007年,全县生产总值33.66亿元,财政收入2.08亿元,3年来各翻一番多;规模工业增加值8亿元,3年增长近5倍;先后获得部级生态环保建设示范区、全省新农村建设先进县、全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先进县、全省财政收入3年翻番奖等多项殊荣。
安义古村深度开发和乡村旅游景点包装开发深入推进,古村前街、横街、后街整体包装维修已接近过半。2007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古村游客接待量、门票收入较上年同期翻了三番。仙游谷、西山人家等一大批旅游景点建设顺利推进,乡村旅游异军突起,安义被列为全省13个重点旅游县区,并被评为2006年度全市唯一的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先进单位。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安义县启动了93个示范点建设,完成了60多个自然村、2500多户的改水改厕工作,形成了风光景观型、农民社区型、人文特色型、生态别墅型、田园农庄型五种新农村建设模式,被评为全省十佳农业先进县。
一是调整人们的现实感受。人们到某一景区游览,是为了放松自己或者寻求平常生活中缺乏的特殊体验。景区体验必须提供或是强化人们所欠缺的现实感受。安义“抛绣球”极具诱惑力,可以把它建成一年一度的南昌特大网上联姻的现场会,增强人们的现场真实或娱乐性感受。二是改变游客对现实的感觉。通过采摘、制茶、品茶等一系列活动,改变原定计划,在活动中感受中华古老的茶文化的魅力。三是协调的现实整体。游客的体验是完整的,任何一个景区体验主题必须根据景区的特性,寻找关联的主题,让游客“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凸显整体感。安义采茶戏表演、舞狮武术太极表演,让游客参与表演,体会地方戏曲的韵味。四是多景点立体布局,让游客对景区进行立体式的体验。从安义古村落到高山采茶,从舞狮子到刺绣,跳跃性大,空间变化大,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
首先是兴建1-2家四星级宾馆,1-2家三星级宾馆,以乡村酒店、青年旅馆为主。其次是提供良好的体验式服务,包括服务人员良好的仪表仪容、态度、行为和能力。再次是景区范围内的饭店宾馆的设计应尽量与景区相和谐。如在安义古村周围,可以设计一些外形是仿唐宋客栈,内部提供个性化服务(如服务人员的着装、房间用具等),使游客在餐饮住宿的过程服务中体验唐宋饮食生活特色。
人们到一个地方旅游,通常会购买旅游纪念品以示纪念,如明信片、工艺品等。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需加重体验的成分如使用个性化的设计、设计特殊意义的纪念品和免费赠送纪念品等。赠送免费纪念品不仅会在将来唤起游客美好的回忆,还会加强游客对旅游地的好感,自觉的加以宣传。目前,该区旅游纪念品比较单一,文化含量不高,急待开发。
“管理出生产力、管理出效益”是安义县完善村镇建设机制的理念。一是打造精干管理队伍。二是完善长效管理制度。三是狠抓建房审批环节。四是多元化投入。五是统筹化大建设。
打造一流的生态型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流的山水园林县城、一流的配套工业园区,从而在发展定位上形成了特色。
在打造一流的生态型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以项目建设为重点,加快景区招商及建设力度;编制中长期旅游发展规划和古村保护规划,并出台古村群保护管理办法,组建县旅游局,开展精彩纷呈的活动,举办中国南昌乡村旅游年启动仪式、安义金秋旅游文化节、冬瓜节、杨梅节等乡村旅游活动。同时,加速推进江西安义现代农业示范走廊、西山沿线观光农业走廊、龙津至新民都市休闲农业走廊等三条特色农业示范走廊的建设。
在发展特色农业方面,引进和壮大了一批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和农家乐旅游项目。成功举办了南昌市首届杨梅节,借鉴广东“东雁南飞”模式,在安义建设农家乐、生态科技园项目,举办首届中国南昌乡村旅游年启动仪式、安义金秋旅游文化节、冬瓜节等乡村特色旅游活动。
在进行农业生态旅游开发时,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特点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状况,开展合理的农业生态旅游规划。不重复建设,建立各具特色适合不同层次人群需要的农业生态旅游基地。内容上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形式上丰富多样。
旅游地“硬件”建设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旅游地服务质量、旅游功能与容量及其整体经济效益的发挥。加强交通、通讯设施、娱乐、餐饮、住宿、购物等场所的建设,以完善和拓展旅游功能,真正做到让游客 “可来、可吃、可穿、可玩、可住、可往”。
农业生态旅游的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将旅游地规划建设、形象设计、农业生产、旅游产品开发、广告宣传策划、宾馆酒店服务、旅行社组织、市场调研等融为一体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因此,要建立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龙头旅游企业或基地,以带动整个区域农业生态旅游的开展。同时,要建立健全农业生态旅游产业化服务体系。
一改传统落后的或封闭的农业生产模式,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各具特色的农业生态系统模式,发展大农业、大生态,同时要着眼大区域,把农业生产、民俗文化与旅游活动相结合,塑造新形象,发展大旅游。
[3]吕鹤剑,刘斌中.中国农业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及对策[J].陕西农业科学,2006,(1).
由于新机械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我国的农业机械装备在不断增加，这也是广大农业生产者对新机械技术方便、快捷、高效技能的肯定。
在机耕与机播作业水平稳步发展的同时，我国机收作业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小麦和水稻的机收水平更是有了明显的进步，高性能的联合收割机使农业作物的收割效率更上一层楼，而花生、玉米、瓜果蔬菜等农作物的加工以及灌溉等农业设施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农机作业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农村农业结构以及劳动力资源分配的调整，农民不再为了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发愁，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资源。
农机专业服务组织、专业户都在不断增加，农机作业总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农机服务者作业规模与区域不断扩大，农业栽种收割等流程都有所涉入，跨区机耕、机播、机收已经成为主流趋势，农机经营效益和农机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虽然新机械技术在农业的发展上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农机的发展还具有更广阔的前景和上升空间，只要广大经营者和农业生产劳动者把握机遇，不断改善农机运用中的问题，那么农业的发展将会迎来一片新的天地，农业新机械技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农业机械的发展向着智能化、自动化进步，能够有效的节约农业耕种成本。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自动化的机械耕作，不仅能够提高农业作业的效率，降低成本，更能够提高农产品在市场上的数量和价格优势。虽然目前我国还不能完全制造自动化、智能化的农业机械，要依靠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机械设备，但是经过不断学习和探索，必然能够通过自主研究和开发农业新机械，为我国实现农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创造有利条件，稳定国内农产品市场。
随着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提出，各行各业都开始探索绿色化产业道路。农业的发展也不例外。我国要坚持绿色农业，必须使用高科技发展新型低耗能、低排放的节约型农业设备。节能型农业机械也是市场所需要的，应当以市场为导向，大力推进节约型农业机械的发展。我国农机生产企业应当更具我国农业的具体实际情况，重点放在水田机械化和旱地作业的产品研发上，发展节约型的农机不仅能够降低农业成本，对环境有所保护，而且也符合国家政策和市场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促进自身的发展。
加快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新机器的研究与开发，有利于加强农业机械化的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市场拉动和政府支持，引导农机企业加大生产技术和农机产品的研发力度，逐步解决农机科技创新落后、技术供给不足等问题，逐步将农业机械科技创新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环节中去。
我国农业在当今社会也面临着许多有利的发展机遇，农机企业要充分认识到新机械技术的发展潜力，努力抓住机遇，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将农业发展作为维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有力保证，为农机工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如国家持续对农业进行投入和补贴，间接拉动了农机市场经济；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带动拖拉机、农用运输车、农用工程器械的发展；提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推动农机企业机械研发的步伐。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国市场经济已经纳入到全球经济的发展轨道中去，我国各种产业会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中不断加深和参与到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去，所以我国农业技术必须与国际化接轨，才能在新世纪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加入WTO对于我国农业机械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随着关税水平的降低，可以根据WTO的相关规则加大对农业机械类的财政支持，同时，也可以通过世界市场有选择的引进先进的农业机械产品和技术，加快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进程，技术的引进能够填补我国农机领域中的一些技术空白，有利于实现农业机械的跨越式发展。同样，WTO也是我国农机走出去的舞台，我国生产的中小型农业机械由于质量稳定、价格优势，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亲睐，同时中小机械的生产规模以及投资和维修状况也十分适合如南美洲、东南亚、非洲、东欧等国家的实际状况。农机企业要根据国内生产实际，强化农业基础，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为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益迅速，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能够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稳健发展。农业机械的发展和延伸对我国农业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依然有着一定的阻碍，这些都需要农业机械生产企业以及国家立足实际，开拓创新，推进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3月1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有关中科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师昌绪为代表的15位两院院士联名向中央提交的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尤为另人瞩目，两院院士建议，首先要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办好农村职业教育是培养农村创业人才的重要环节，应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建立相应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把农村职业教育办成现代农业人才队伍求知致富的中心。
目前，我国农村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正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而且国家也正在逐步建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的有效机制。然而由于国家职业教育投入与普通教育投入的差别，导致近年来地方职业教育在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我们在正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勃勃生机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严重阻碍农村中职教育发展的社会桎梏。
近年，湖南省教育厅已经完成了对全省各级职业学校的验收与挂牌，摘掉了一小部分不合格学校的牌子，因办校园面积、硬件建设、教师队伍、专业设置等多方面的不规范，被定性为“整改学校”，对一些民办学校不予评估。从这一点上讲，政府对不规范的民办学校已经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国家正逐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为了逐步缩小普通高中与中职教育的差距，从08年开始国家每年拿出150多个亿来对热心中职学习的农村学生给予学习费用补助，每生基本上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财政的1500元学习费用补助。从2010年起国家拿出300个亿来补助热心中职教育的农村学生，基本上对农村来中职学校读书的学生实行学杂费全免。这是国家加大职业教育的一个重大决策，由此可以看出不久的将来，中国农村的中职教育规模将逐步超出普通高中教育的规模，这是新时期人才市场需求所决定的，更是国家经济建设对人才需求所决定的。
全省职业学校评估指标中，教师队伍建设就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如某些民办职业学校之所以要整改，其中就有教师队伍的问题，其一是专业教师严重缺乏，用一些杂牌军来充当专业教师。其二是缺少正规部队（离退休老师居多），其三是相当一部分教师本来就不是教师，充其量只能说在教室里上课，因为他们没有教师资格证书。通过整改，教师队伍的纯洁性和严肃性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国家每年都拿出相当一部分经费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建设，部级教师的培训，骨干级教师的培训，省级专业教师的培训等等，保证老师在业务上不断精进。
近年，很多职业学校都跟一些大的知名企业实现了校企联合办学，根据企业的用人要求去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实现了厂校真正意义上的订单培训。比如我们学校就有“三一班”、“广汽班“中联班”等，根据企业的不同要求，培养不同的专业人才。学生学起来有目标，有奔头，毕业后学生直接进入这些知名企业工作。厂校结合，保证了学生的就业去向问题，也解决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学有所用，对口就业。
从整体上讲，农村中职教育虽然呈现出蓬勃生机，前景看好，但目前那些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村中职教育的社会因素，在许多层面已经悄悄地浮现水面，甚至成为一种大面积的社会的阴暗面，或者说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如果不加以疏导，或者铲除，那么农村中职教育将会面临着一场勃发与萎缩的严重挑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地方财政无权干涉民办职校，致使民办职校以办学为名，赚钱为实，非法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当地各初中学校教学秩序。甚至非法引诱初中毕业生在暑假期间打童工，导致部分初中应届毕业生不参加中考或者不论成绩好坏收而笼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规范的招生秩序。
贿赂招生已经成为民办职校扩大办学规模的杀手锏。重金收买社会招生仔，他们为了招到学生，不惜给社会招生仔1000-2000元/生的高额回扣，还许诺家长给其500-1000元的减免费用。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招生贿赂，导致大批农民上当受骗，加深对职业教育的憎恨和厌恶。目前每个凡有应届初中毕业生子女的农村家庭，至少要经受二十轮左右的招生轮番轰炸，家长和学生莫衷一是，实难选择一所自己理想的学校，因为他们实在真假不辨了。
个别民办学校不但把手伸向社会，还用重金收买初中学校的班主任老师乃至个别地方教育行政干部，致使个别见小利忘大义的初三班主任教师和个别领导干部，人为地无中生有地夸大部分不合格民办学校的办学和专业设置，人为地昧着良心地去损害正规的有良好社会声誉的公办学校，以达到自己牟利的目的。如去年某县造成大量学生外出（都不愿在本县就读），就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专业设置与就业脱节，只注重怎么样招到学生，就不管如何保证所招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学有所获、对口就业。部分学校根本不具备承办某专业的条件，只以竞争生源为手段，就不讲游戏规则，人为地设置一些没有半点相关硬件配套建设的专业（如模具、机电、汽修、酒店管理等），好象不设就不时髦一样。如相当一部分计算机应用专业毕业的学生（指2-3年制中专，2-3年内无法学完必备的专业课程），根本不可能对口就业，或者基本上在流水线当普工。他们只要学生进校门，就不管学生如何出校门了。
还有部分职校教育教学管理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三无学校”（无学校：租借别人的场地，根本无法达到生均活动面积的要求；无师资：临时聘请离退休或者某些从来没有教过高中的在校初中老师；无硬件建设：无机床、无规范的计算机房等）的奇怪现象，还有的学校甚至连教材也不按要求发给学生，开课设节随心所欲，根本不按教育部中职教育的专业设置开课设节。致使学生在2-3年内学无所获，导致学生大面积流失，致使老百姓认为“农民工”与中职学生无异，加重老百姓对职业教育的轻视和鄙弃。
有些职业学校就业管理盲目，不负责任的推荐就业，只顾眼前利益，等同于农民工，不论年龄大小，专业特长，更不注重岗前就业的强化培训，只要是人，硬行塞到某某企业的流水线就完事。胡乱安排其就业，造成学生就业市场的混乱。
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是当务之急，首先要加强党政领导的宣传教育（目前没有一个地方要员能够勇敢地把自己的子女送职校读书），其次是要加强对在职教育工作者的宣传教育。要把国家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比重与政府领导，与县直市直普通高中讲清楚，把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与他们讲清楚，从而达到变加大职业教育的政府行为为自觉执行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比重等同的行为，以彻底扭转职业教育不如普通教育的思维模式，端正读职高不如读普高，职高学生成绩差普高学生成绩好的错误认识，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三是加强对老百姓的教育和宣传，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认识，必须让他们走出高考围城，让他们自觉自愿送子女接受中职教育。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是规范省市对中职学校的办学审批程序，合格者批，不合格者撤，决不留情，同时每年要加大督查力度，彻底捣毁招生贿赂的老剿，同时进一步规范学生以工助读和实习就业行为（政府必须加大干预和查办力度）。二是规范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定点布局（目前是学校多，生源少，各校专业重复浪费），加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建设投入，同时保证地方财政对职业教育农村学生学习费用补助的到位。三是规范学校自身的办学行为，彻底端正办学思想，规范招生行为和就业行为，严格按国家教育部要求按专业设置开课设节。
努力健全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从源头上 保障教师队伍结合质量的提高。特别要注重严厉打击以社会招生仔冒充人民教师的违法行为，纯洁、规范教师队伍建设，牢固树立教师队伍的良好社会形象和社会声誉。对那些已经离退多年且身体不能站着讲课的老年教师，也要劝其离开岗位，建立教师在学生中良好的楷模示范意识。
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同时，国家还要进一步构建国民终身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加快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在我国形成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国民教育 相互交流的制度，促进职业技术教育的高学历化和普通国民教育高学历职业化的共同生长，从真正意义上构建国民终身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以而在一定意义和相当大的程度上提高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向心力。
（一）我国农村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文化，滞后于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的步伐
究其原因，虽有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原因。它包括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用于文化发展的资金水平，但更重要的是农村经济机制问题，经济机制的运行会影响上层建筑的文化。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从经济体制模式上来看，经历了天然经济、自然经济、集体经济（计划经济）等阶段。我国农村自实行承包制改革以来，经济模式逐渐转向商品经济，但是不完全，因为从农田、农业经营里的收获大都是自给自足的。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农村经济没有完全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农村家庭既是社会机体中的一个元素，又是一个生产单位经营实体，在外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农村却以农户为基本单位从事经济生活。农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说，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生产力集团，没有形成优势互补、资源整合、人财物得到合理配置的经济运行模式。
（二）农村经济机制制约着农村文化发展，农村的劳作方式、休闲方式、居住环境与城市相比有很大区别
农民的文化生态跟农耕习惯密切相联，市场经济往往会打破传统农耕习惯，这样就会给农民在节庆、祭祀、休闲期间的文化活动造成影响；市场经济带来的新文化意识也和农民传统的文化意识发生碰撞，比如竞争意识、个性意识、利益意识等都会给传统的乡风民俗造成影响。
引导、扶助、支持最重要的应该体现在文化意识上，“文化下乡”送去作品，活动和服务是必需的，但文化意识是直接送给农民的“造血”功能。如果兴办文化产业振兴农村文化发展的意识深入到农民的心坎里，必然会爆发出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和创造力。除了文化意识之外，文化部门的引导、扶助、支持最好的途径是典型示范。农民是讲实惠的，同时农民最相信亲眼看到的东西，当农民群众目睹到文化产业既能带来经济实惠，又能使人们享受到愉悦的文化生活，就会迸发出高涨的热情，积极参与文化产业的创办。在信息、人才、物力方面，文化部门应该对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选项目，立项目，想方设法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在文化产业的起步、举办过程中，文化站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文化站是国家最基层的文化机构，最了解本乡本土的文化资源，熟悉乡情民俗，掌握文化人才的状况，能够代表政府规划具体目标和事项。在挖掘乡村文化资源，选准优势产业项目，协调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等具体事项中尽职尽责。
农村文化建设本来就是政府的应有之责，它无疑成为农村文化建设中有突出成效的举措。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应该大力提倡农村文化产业。政府的支持从很大程度讲是政策的支持，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政策，鼓励农民企业家和城里的企业家在农村广阔天地兴办文化产业，鼓励农民群众自己筹资举办文化产业，同时在税收等方面给予规模小的产业、个体户减免等优惠。基层政府还应在资金、土地、房屋建筑使用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切实帮助农村文化产业的兴起、发展和壮大。
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之一是文化，农村文化建设得怎么样，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农村社会不仅源源不断地为工业为城市提供着生活资料，还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精神文化生活养料。街头巷尾的腰鼓、秧歌、舞龙，节庆、婚庆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场面和仪式，从其本源看，都是来自农村广阔土地滋生出来的文化。我国申奥成功的宣传片许多镜头是中国的群众文化场面，其中不少是乡间民俗文化的聚焦。因此，农村搞文化产业前景大有前途。
（一）农村文化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条件，在坚持公益性事业的前提下，努力尝试文化产业途径
农村文化产业化，既是适应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状况，又是适应农村经济历史发展状况的一种正确的选择。农村文化产业化建设，不同于一般定义上的文化产业化。它是以产业为手段，适应目前的农村经济状态和今后发展趋势，以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为目的，焕发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鉴于此，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广阔。
我们可以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看到农村文化蓬勃开展的景象，他们的传统文化活动不仅延续发展，还不断增添新的文化活动项目，诸如乡间舞会、趣味竞技、产品演示、农艺赛事等。那里的农民不仅有着文化生活的欢悦，还吸引着城里人感受乡村文化的乐趣。事实证明，是市场经济把农村经济引入了产业化、规模化，并从文化观念到文化活动运行模式都适合了农村经济体制。而我国农村经济同全社会的市场经济相比，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从农村经济的模式程度看，还没有达到产业化、规模化。但我国农村经济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经济的产业化、规模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农村文化要发展，我们应该把眼光既放在农村经济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与原有的经济模式相互衔接融合的背景和条件下，也要放在农村经济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看农村文化如何发展。
事实上，我国的民俗民间文化通过产业的方式展开已有了许多成功的先例，比如剪纸、年画、各类民俗文化艺术节等，都是通过产业的方式保持了民俗民间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在我国的农村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民俗民间文化的产品和活动，如果将这些产品和活动以产业的方式运作起来，不仅会给农村的文化经济带来勃勃生机，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民俗民间文化的瑰宝得到保存和发扬广大。如果我们以产业的方式运作，许多民间艺人和精熟的制作者，必然焕发出他们的艺术热情，从而带动了一个村落一个乡镇的文化生活活跃和兴旺。民俗民间文化作品和活动非常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的潜力，我们农村文化建设应该抓住机遇，以产业的方式使我们的民俗民间文化得到弘扬。
把农村文化活动与当地旅游文化结合进来，这不仅有利于农村先进文化建设，也有利于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也能体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现代化的要求。在农村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城里人来说，了解农村只不过是沿途的乡村风光或乡镇政府所在地的乡村景象，其实秀山秀水田园风光都在乡间的深处，“白云深处有人家”，恰切地反映了真正的农家秀美风光其实在那僻远的深山幽谷、村寨田间。农村的旅游文化前景广阔，农家游的庭院民宅风土人情，生态游的山水林木景深曲径，美食游的大铁锅煮出的饭、炒出的菜，风俗游的民风香淳奇妙天然等等。旅游是人们的天性所致，是人在工作繁忙中放松自己，去领略风光世界，去感悟大自然，与多姿多彩的世界交汇是非常恰切的文化形式。我们的农村文化为什么不充分发挥旅游文化形式，使农民的文化生活有新的亮点和突破呢！
在农村有许多节庆、民间庆典仪式和民间文化仪式，这些活动大都由一些老艺人、匠人来主持，许多群众都愿意参加这类活动。如果将农村中的文化人才资源聚集起来，形成产业运作的团队，这既能使农村文化有经常性的活动组织，又方便和促进农民文化生活和谐健康的发展。农民的节令庆典，农村政府及各部门举办各种主题的庆典活动和宣传活动，农户的婚娶、生日庆典，农村企业、个体户的开业庆典等，这都需要文化团队以文艺的形式张扬声势渲染气氛。在农民群众中有不少会吹拉弹唱，能歌善舞的人，有不少善于组织、主持能写会说的人，他们热衷于文化活动，他们希望能组织、协调起来。如果把农村的文化艺人巧匠组织起来，以产业经济的方式运行，不但保证了这些人的经济收入来源，文化团队的稳定和文化活动的连续持久，还能使民间文化活动的规模扩大，农民群众自然会得到文化生活的充实。
运用科技进步是开辟农村文化产业领域的一大成功经验。近几年来，我国农村发展较快，也尝到了实惠。近几年，许多青年农民群众用数码摄像机为当地政府举办的各种主题庆典活动、文化部门举办的民间艺术活动、农户婚娶、生日庆典等。拍摄MTV、DVD、VCD片，不但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而且也赚了不少钱。在拍摄秧歌、腰鼓、春节社火、地方小戏中，农民群众不请自来，义务当演员，场面十分热闹。为购置拍摄设备，许多农民还自愿捐款捐器材。从这一事例中我们得到启示：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青年一代新的文化时尚，会给农村文化带来新的视野，同时也为农村文化产业开辟了新途径。科技带给农村的不仅是经济的进步，同样也给农村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生机。
另外，如工艺美术厂，电影流动放映服务，文化艺术培训班或学校等，都是很好的文化产业模式。通过以上几种模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农村文化产业是可行的、有效的，只要重视是容易兴办发展起来的。农村文化产业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社会，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为巩固和壮大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起到促进作用。农村文化产业必然会成为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历史性创举，我们应该从现在起精心培养，呵护支持，使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农村文化建设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备内容。农村文化产业化是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举措，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能够使我国的农村文化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和成绩。随着农村文化产业向农村大地兴起、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必将充满活力和生机。
[2]邹广文，徐庆文.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8）.
祁阳县位于湘江中上游永州市境内,东接常宁市,南临新田、宁远、双牌县和郴州市桂阳县,西抵芝山区,北连衡阳祁东县。土地面积2 538平方千米,耕地面积66.7万亩,人口100.63万(2006年)。
祁阳是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大县,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和全国粮食生产大县,优质农产品资源十分丰富,这主要得益于该地优越的地理环境。该县是一个山地居多,平原次之,部分岗丘的盆地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平均年日照时数1 613.1小时,年平均气温17.8℃～18.4℃,无霜期293天;雨量充沛,县内年均降雨量1 150毫米～1 350毫米,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全县林木蓄积量达200万立方米,经济林以油茶为主,2004年12月,被国家林业局授予“中国油茶之乡”殊荣[1]。建国以来,祁阳交通大为改善,湘桂铁路、322国道、三南公路、衡昆高速公路贯穿全境。
绿色农业是广义的“大农业”,包括绿色动植物农业、白色农业、蓝色农业、黑色农业、菌类农业、设施农业、园艺农业、观光农业、环保农业、信息农业等。在具体应用上我们一般将“三品”,即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合称为绿色农业。加入wto后,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高品位、高质量、优品种和无毒无害无污染农产品的要求决定了我们必须走绿色农业发展之路。
近年来,祁阳县利用当地良好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制定了全县绿色农业区划和发展规划,将农业基地统一规范到322国道和文富市、黎家坪与白水、七里桥两大生态农业示范园发展。全县已形成高档优质稻、无公害蔬菜、优质瘦肉型生猪、“三黄鸡”养殖、油茶低改等十大“万字号”基地[2]。该县农产品加工企业已先后培育出“天龙”系列优质米、“金浩”植物油等十多个在市场上叫得响的名优农产品,先后有36个产品获得了部级和省部级奖。
湖南省天龙米业有限公司现有八条现代化精米生产线万吨,还有米胚油生产线一条,米线生产线一条,经十余年艰苦创业,现总资产达2.5亿元。公司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量、iso14001环境和haccp食品安全三个管理体系认证,现为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已跻身湖南省私营企业百强、湖南省大米加工五强、全国大米加工十大企业排名榜。
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现已发展成为了国内最大的集生产、研发、销售茶籽系列高档植物油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拥有茶籽油预榨、浸出、精炼、灌装四条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和精密化验设备;推出的“金浩茶油”系列高档食用植物油,深受大中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消费者的青睐,茶油产销量稳居全国第一,已成为同行业中的知名品牌。公司先后被评为湖南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国经济林产业化龙头企业、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等[3]。
从资源优势看,祁阳现有稻田面积58.3万亩,年均产粮稳定在55万吨以上;油茶林达42.77万亩,年产茶油4 000吨,稻谷、茶油的商品率均在60%以上,生产的粮油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加工原料。以文明铺、肖家村、白水等镇为重点的30万亩优质稻,成为天龙、银利来等粮食加工龙头企业的原料仓库;以观音滩、茅竹等镇为重点的10万亩优质高产油茶,成为金浩植物油有限公司的“第一生产车间”。从区位优势看,祁阳毗邻两广,粮油销售市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及沿海其他地区,是沿海城市粮油供应的“大后方”。同时,衡昆高速公路、湘桂铁路贯穿县境,全县公路通村率达95%,交通运输十分便捷,企业原料购进和产品运出十分方便,大大降低了企业运输成本。
农产品加工企业按照“政府引导、企业带动、自愿加入、市场运作”的原则,采取“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积极组建优质农产品订单种植协会,并采取免费提供优质种源、帮助解决农业生产贷款、优质优价收购、年底分派企业红利等优惠措施,激发农民积极入会,全县共组建了十大优质农产品订单种植协会,会员农户达42.5万人,其中种粮大户4 000余户。2006年全县优质稻订单种植面积达到71.09万亩,占水稻总播面积的61.9%,总产达到31万吨,其中高档优质稻订单种植面积达到37.4万亩,占优质稻总面积的52.6%。这既为企业加工提供了稳定、丰富的原料,同时,由于高档优质稻售价比普通稻高出30%左右,仅此一项,为农民直接增收8 000万元。
祁阳的粮油加工龙头企业都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办,创办之初均为家庭作坊式小加工厂。十余年来,企业采取“技改扩能、增产增效、原始积累、再技改扩能、再增产增效”的良性循环办法,注重打造优质品牌,不断做大做强。目前,全县通过“三品”认证的农产品达到100个,占整个永州市总数的一半以上,通过省级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的基地面积达到101.6万亩。2008年实现“三品”农产品产值9.1亿元,创利税9 850万元,带动农民增收1.1亿元。
全县十大优质农产品订单种植协会充分发挥自身上联企业、下联农户的纽带作用,积极为会员提供全程优质服务。在提供引种服务上,协会累计投入资金300多万元;在提供技术服务上,协会聘请农技人员,配备专车,走村串户,及时帮助订单户解决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提升产品品质,帮助企业打造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和有机产品品牌;在提供订单服务上,协会确定专人搜集和整理市场行情,并及时反馈和调整种植规模,组织订单生产,企业按订单收购,让农民吃下“定心丸”。
一是农户对订单的履约率不高。龙头企业在落实农产品订单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农户提供服务,但在农产品收购季节,一些农户受趋利思想影响,往往将收获的农产品以稍高于订单收购价的价格售给了一些未作任何前期投入的商贩,致使毁约现象比较普遍。
二是企业产品的附加值不高。企业大量的附产品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如谷糠、糠油、谷壳等附属产品都是被当做原料廉价出售,如将附属产品全部深加工,每年可为企业增效100万元以上。
三是协会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十大优质农产品订单种植协会都是由粮油企业创办的,其一切开支都来自企业,这种主要为企业利益服务的行业协会对农民缺少足够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对农民利益也缺乏足够的保证。
四是银信部门放贷的积极性不高。龙头企业的贷款基本来自农发行,其他银行因农发行的介入,加之审批环节多,贷款发放操作难,对企业放贷的兴趣不大。同时,农发行只对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企业要扩张上新的项目,大多只能靠自身积累,制约了发展步伐。
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引导龙头企业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与农户在产权上结成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进一步规范订单合同的形式和内容,包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履约方式、违约处理等有关条文和规定,大力发展订单。强化订单双方的法律意识,维护订单合同的严肃性,促进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相对稳定的购销关系。加快建立订单农业风险保障机制,降低龙头企业和农民的市场风险,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4]。
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积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粮油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把转变政府职能同加强行业协会自身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产业服务、行业自律、价格协商和纠纷调解等方面的作用。加强监督管理,使各类粮油中介组织真正成为连接农户与龙头企业、农户与市场的桥梁和纽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加快企业成熟适用技术的推广和运用,鼓励企业走产学研一体化的路子,改变产品初加工、低附加值的现状,不断开发精深加工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发展无害化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产品。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大企业的技术改造力度,促进企业上档次、上水平。运用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创新发展能力,努力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能力。
农发行要尽快适应商业化贷款方式,改变贷款管理模式,根据农产品生产规律和企业需要及时满足收购资金。其他各金融机构必须改变过去独家支持观念,对有利于企业增效、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市场前景的项目,都要放低门槛,精简审批手续,积极发放项目贷款,共同帮助企业做大做强。
[1]张新国,唐善理,张俊卿.“中国油茶之乡”40万亩油茶林成“摇钱树”[n].湖南日报,2005-04-15.
[2]陈首文.祁阳群“龙”舞活农业产业化发展大戏[eb/ol].永州新闻网:/.
我国加入wto已经历时5年，迄今已经全面完成了入世议定书中承诺的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各项义务，进入了所谓的“后过渡期”。在这5年中，我国的农业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2%，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比1991-2001年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高0.04和0.08个百分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以wto农业协议定义的农产品加上水产品作为统计口径，据商务部统计，出口额由2001年的16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71.8亿美元，年均增长14.5%，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进入2006年后，农产品出口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1-9月累计出口额达到218.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可以说，我国农业基本上平稳地完成了向wto贸易体制的过渡。
上述情况与入世前人们的普遍预期显然有相当大的反差。加入wto时，我国在开放农产品市场方面做出广泛的承诺，包括大幅度削减关税、对部分重要农产品进口实行关税配额制度管理、立即停止使用出口补贴、限制农业国内支持支出、规范动植物检疫措施和食品安全技术标准等。履行这些承诺使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入世前，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基于资源禀赋理论做出判断，我国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处于竞争劣势，但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上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因而入世后会出现在增加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进口的同时扩大畜产品、园艺产品和水产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的局面。鉴于当时主要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因而人们预期入世会导致这些产品的价格下跌，进而对农民收入提高产生不利影响。
从各方面情况看，入世后我国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变化要比预想好得多，这种局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结果。从外部看，主要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在2001年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减轻了我国面临的竞争压力。从内部看，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农业和鼓励农产品出口的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对部分粮食品种实施保护价收购、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等，而农民和涉农企业对市场信号变化和激励政策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使农业生产结构和地区布局实现优化调整，更好地适应了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得到了提高。
然而，虽然入世后的实际情况与入世前有关研究做出的判断存在较大差距，但这些研究所强调的一些长期趋势性因素仍然是有效的，并且将决定我国今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格局的演变前景。
首先，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农业资源外流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在土地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在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地方政府具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借助于行政力量从农民那里廉价征用耕地后将其转用于各种非农业开发项目，从中获取各种形式的收益。这导致大量耕地被合法甚至非法占用，直到近年中央采取严厉控制措施后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一局面。这一情况与国家为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计划和农民在市场机制驱动下扩大蔬菜等园艺作物种植结合在一起，导致大宗农作物播种面积减少，进而影响到总产量的增长。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导致食品消费结构的升级，需求总量的增加则主要体现在农业部门提供的工业原料上。受食品消费结构调整的影响，尽管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显著低于1996年创造的414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国内市场上并没有显现出粮食短缺的明显迹象。实际上除了2004年外，我国在谷物贸易上一直保持净出口地位。与此成对照的是大豆、植物油和棉花进口规模急剧增加，成为导致我国农产品贸易由盈余转为赤字的主导因素。然而，我国大量进口大豆是由于国内榨油能力急剧扩容引起对原料需求的增加，而榨油业扩大加工能力则是由于国内外企业预见到国内市场对植物油和饼粕的需求增加而大量投资所致，这一过程在入世前已经启动，入世后放宽对大豆进口的限制只不过是为这一发展增添了额外的活力而已。统计数据表明，入世后我国的大豆生产并没有下跌，而是维持增长，即进口增加只影响到大豆生产的增长幅度。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棉花上。我国棉花进口急剧增加发生在2003年之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纺织业界面临纺织品贸易于2005年进入所谓的“无配额”时代而产生乐观预期，进而扩大纺织品加工能力所致。虽然2002和2003年我国的棉花产量低于入世前2001年的水平，但随后两年产量大幅度增加，2004年更创造出新的历史纪录。
第三，非价格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农产品国内消费和出口的关键。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会更为关注食品卫生安全、环境保护、劳工福利等问题，从而导致相关标准的提高。正是由于这一点，发达国家实施的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并且越来越严格，日本和欧盟于2006年开始实行的新食品安全法规就反映出这一趋势。恰恰在这些方面，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经营体系存在诸多的薄弱环节。例如，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公害频繁发生，面临这一形势，政府监管机构表现出严重的能力缺失或不作为。由于这种情况，我国具有很强价格竞争力的畜禽肉类产品并没有能够如一些人预期的那样大量出口海外，进口产品却显著增加，使我国在这些产品上也成为净进口方。虽然我国的园艺产品和水产品出口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但也多次受到进口方限制措施的打击。然而，我国也有一些企业成功地突破了进口国设置的“绿色壁垒”，例如山东省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针对日本加强食品安全管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主动改善产品质量和调整生产结构，把别人失去的市场转变为自己扩大出口的新机会。
第四，只有不断扩大农民在非农业的就业机会才能够持续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在2001-2005年期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增长了30%，同期农产品生产价格提高了约20%，消除价格因素后，农民农业经营纯收入年均仅增长2%左右。鉴于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农产品价格不可能持续上升，即使政府继续增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单纯靠发展农业显然不足以保证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更不要谈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了。另一方面，入世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加快，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例由2001年的的50%下降到2005年的44.8%，由非农业经营活动得到的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考虑到第一产业gdp占全部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2.6%，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势在必行，非此不足以消除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
最后，加入wto对我国政府实施支农政策的空间构成严格限制。入世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逐步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这些惠农政策是导致农业增产、农民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政府可以选择的手段和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国入世承诺的约束。这种情况在大豆产业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加入wto时，我国完全开放了大豆和豆粕市场，大豆进口关税率为3%，豆粕为5%，进口数量不受任何限制；对豆油进口实行关税配额制度管理，配额内进口关税由2001年的13%立即下调到9%，配额外进口关税由2001年的121.6%逐步下调，到2006年过渡期结束时改为9%的单一关税。入世之初，我国利用制定转基因产品管制办法的机会限制了2002年的大豆进口，但2003年后大豆进口量急剧增加，2006年上升2658万吨，是2001年进口量的将近2倍；豆油进口量更由2001年的7万吨上升到2004年最高时的252万吨。面临这一局面，我国政府只能通过“大豆振兴计划”等间接措施支持大豆生产，对进口数量却无法有效实施调控。此外，很多符合wto绿箱标准的政策在我国现行农业经营模式下面临操作成本过高的限制而难以实施，而价格补贴和口岸保护等操作成本较低的政策则受到wto规则的约束，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使用，这使得政府在制定农村发展政策上面临困难的选择。
第一，开放农产品市场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格局演变有重要的影响，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内因素，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第二，我国农民和涉农企业对市场变化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对市场信号做出及时和灵敏的反应，但在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治理能力薄弱的条件下，农户和企业也会理性地利用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机会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使其行为有时会损害到公众利益。例如，我国很多食品公害事件完全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缺乏技术能力。
第三，我国尚未形成适合参与国际竞争的农产品产业链和有效的质量监管体系。一方面，农户与涉农企业之间普遍未能形成利益共赢机制，在缺乏社会征信保障制度的条件下，各方出于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常常导致产业链的断裂，出现“市场失灵”；另一方面，政府治理能力的缺失和不当作为常常不仅未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且造成“政府失灵”。这种情况加大了市场交易成本，损害了我国农产品在国内外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誉。
第四，国内政策比口岸干预政策更有助于实现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入世后，我国政府在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在鼓励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我国得以避免入世前预期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下降局面的重要因素。
尽管我国顺利地实现了向wto贸易体制的过渡，但今后的农业发展仍面临严峻的挑战，能否成功应对挑战决定了我国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前景。
最近商务部了关于农产品出口的五年规划，提出了放低出口增长速度、加强质量效益、侧重于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方针。根据规划，2010年的农产品出口额将达到380亿美元，年均增长7%，其中深加工产品的比重达到50%以上。这一规划体现了将提高农产品非价格竞争力放在首位的思路。
共和盆地地处干旱荒漠草原和半干旱草原生态地理环境中，其生态系统十分脆弱。20世纪以来，由于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原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系统普遍面临着日趋恶化的势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生态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总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生态环境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脆弱的生态环境，导致共和盆地干旱、大风、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成为影响共和县农牧业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降雨量明显减少，地表蒸发量逐年增高，大部分河流干涸，使原本干旱缺水，水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状况进一步加剧。
从共和盆地草地退化情况看，由于超载放牧和草地配套建设滞后，草地退化十分严重，退化面积达449667hm2，其中中度以上退化草场面积150667hm2，每年损失牧草8954万kg，相当于6113万只羊单位全年的饲草量。
在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日益增长的人与自然不和谐因素作用下，一些地方滥垦、滥牧、滥采自然资源造成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1995年至1999年的5年中，共和盆地开垦草原面积达680hm2，水土流失总面积达660000hm2。
共和盆地土地沙化面积1266667hm2，其中严重沙化面积10282667hm2，强烈发展中的沙化土地6511333hm2，正在发展中的沙化土地324665hm2，潜在沙化土地775040hm2。目前，严重沙化土地面积每年以1200hm2的速度扩展。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退耕还林（草）、休牧育草、封山育林工程的实施，农牧民所依赖的秸杆、畜粪、薪柴等生活燃烧逐年减少，缺能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要因素之一。
加强共和盆地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做好多方面的工作，但要切实做好生态经济这篇大文章，关键在于创新。通过对共和盆地生态环境背景的分析和反思，如何做到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发展区域经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共和县委、县政府从政策和实践上作了有益的探索。
立足县情，创新思路，遵循生态经济学原理，紧紧抓住实施“菜篮子”工程、“西繁东育”工程和设施农牧业建设的有利时机，以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提高农业资源综合效益为目标，进一步深化对生态型经济的认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定位，建立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思路是以农户为主体，以土地资源为基础，以大户开发为依托，实施沼气池、人厕、猪舍、日光节能温室、畜棚等“五位一体”生态家园模式，并以太阳能为动力，沼气池为纽带，温室种养为根本，将种植、养殖、有机肥、燃料统一起来的立体生态农业。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和环境之间的矛盾，达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和最大化。
2.2.1为保证“五位一体”生态农业的稳步推进，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全面落实“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切实减轻农牧民负担。
2.2.2在稳定现有各项农牧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金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探索建立稳定的农牧业投入增长机制。
2.2.3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在政策、税收、信贷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每年从县财政的支农资金、农发贷款、扶贫贴息贷款中切出一块，优先支持以家庭为主的小规模养殖户和一般农户养殖业；对新建、扩建的龙头企业协调解决一定的启动资金；对市场前景看好的农牧产品及其加工项目在产品销售、项目立项、技术引进、资金注入等方面予以重点扶持。
2.3.1健全农牧业科技服务体系 全面实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科技人员联乡镇包村制度和动植物病虫害防治防疫通报制度，全面实施“良种工程”，定期组织科技人员进村入户，把先进技术落实到田块畜圈，通过示范带动，提高农牧业科技的入户率和到位率。
2.3.2健全了农牧民培训体系 结合实施“阳光工程”和“科技入户工程”，大力开展农牧民实用技术培训，进一步提高农牧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2.3.3健全市场流通体系 通过政策扶持、信贷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培育和扶持一批专业市场和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为农畜产品的有效流通拓宽渠道。
2.3.4健全信息服务体系 建立以县信息中心为依托，乡镇农科部门为网点的信息平台，为农户和畜产品加工企业及时准确收集、分析、提供农牧业生产、农畜产品加工、市场价格等生产、技术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市场风险。
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物质基础。要围绕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和兴建推动农牧业经济增长，涉及农牧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农田水利、电力、交通、通讯、生态建设和农村牧区公共设施等项目，以草场围栏、日光节能温室、高标准牲畜暖棚、村级道路硬化工程、无电村通电、农牧区通讯网络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建设工程为主，进一步加大成固定资产投资，为全面推进“五位一体”生态农业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多位一体”生态农业不仅推进集约化经营，多级利用和资源增值，而且保护了自然环境和卫生条件。在解决农村能源短缺的同时，提高农牧民种养殖效益，形成农牧业的生态化、有机化，实现农牧户增产增收和生活用能的良性循环。目前，共和县在龙羊峡镇后、次汗土亥、克才、曹多隆、德胜和恰卜恰镇西台等6个村517户农户实施了“多位一体”生态农业建设项目，共建成沼气池及改厕、改圈、改厨等配套设施517座，牲畜暖棚600余座，日光节能温室100余座，养殖各类牲畜10000余头（只），受益群众达到3000余人。据初步测算，每户可多增收3000元以上。
培育和发展生态农业，面临着传统农牧业发展模式的严峻挑战。传统的农牧业属垦耕式农业，以粮食经济作物二元结构为主，在生产方式上采取广种薄收、粗放经营和农牧分离。生态农牧业，是节约资源和集种、养为一体的农牧结合型产业。共和县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全面实施农村沼气建设项目，发展“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等能流、物流良性循环生态农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五位一体”生态农业的建设，促进农牧业生产由单一型向多元型发展，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据调查，使用沼气每年可节约燃煤1000kg，节约开支250元，少买化肥100kg，节约开支200元，相当于增收450元，种菜养畜可收入3000元左右。
共和县大多数农民家庭生活能源主要依靠农作物秸杆或砍伐林木，造成大量有机物浪费和森林植被破坏。使用沼气取暖、做饭，替代传统的燃料习惯，把林草效益转化为养殖效益，是探索和实践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有效途径。据调查和测算，一个8m3的沼气池投资2000元左右，可以供给一户4口之家的炊事用能，可节约薪柴2000kg，折标煤1100kg，相当于封育0.27hm2林地。通过农村沼气建设，可增加农村能源供应量，减轻农民用能对树木的依赖，减少了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有效减轻了大气污染，带动高效畜牧业发展。通过暖棚育肥等方式饲养，有效减轻了草场压力，缓解了畜草矛盾，促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顺利实施，巩固生态建设成果，推动农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发展生态农业，是粗放型开发模式转向以资源和生态保护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有效途径。共和县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坚持以减量化、再使用，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原则，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流程对物质和能源进行反复利用，较大限度地减少资源的消耗，实现农业内部能量与物质的多层次循环的利用。
中国与巴西之间在农业领域上的合作与接触可以追溯到200年以前。1812年，巴西皇帝下诏引进中国劳工到里约热内卢附近的茶叶种植园工作。1900年，又有大批华人迁移到圣保罗从事农业活动。中国与巴西之间的农业合作是与两国的国情以及当今世界的经济背景为基础的，主要表现在两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互补、相关政策的扶持以及欧美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的间接影响。
两国产品结构的互补为两国开展农业贸易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出口到巴西的产品大多是制造业产品，其中多数是鞋类和服装等低附加值产品。此外，中国也向巴西出口机械工具和设备等较为复杂的产品。中国虽是农业大国，但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耕地有限，故对农产品产生巨大需求。而巴西的农业资源却得天独厚，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十分丰富。巴西仍处在拓展农业边疆的阶段，耕地面积仍在不断扩大。很多人都认为，巴西是“21世纪的世界粮仓”。巴西在大豆、棉花、咖啡等农作物的生产和出口上占据重要地位。巴西的畜牧业也发达，养牛头数和牛肉产量位居世界第2位。此外，巴西在渔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方面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巴西是中国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和战略物资不可或缺之地，是中国国际化走出去战略的要地。中国尽管在农业资源方面不及巴西，但中国在农产品价格调控，农产品流通运营机制等方面的经验还是值得巴西学习和借鉴的。基于此，中国与巴西的农业合作对两国的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两国可以通过贸易、投资、技术交流等手段相互弥补各自的不足，最终实现双赢。
两国相关农业政策的扶持对两国各自的农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两国都把积极开展农业合作作为实现本国市场多元化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和人民的巨大需求，对农牧等大宗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拥有丰富农业资源和较好农业投资环境的巴西自然成为中国企业投资与合作的重点。中国已决定成立中拉农业部长论坛、中拉粮食应急储备机制以及中拉农业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等。中国也积极给予本国企业各种优惠政策以与拉美国家展开农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