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娱乐-招商1995-1997年为第二个快速发展阶段，水稻产量由1995年的18523万吨增至1997年的20073万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年均增长达775万吨;此后6年水稻生产出现大幅度滑坡，2003年下降到16066万吨，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产量;2004年和2005年水稻产量出现恢复性增长，2005年达到18058万吨。

　　水稻播种面积是决定总产变化的重要因素。1980年以后，中国水稻面积呈逐渐减少的趋势，2003年降至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为26508千hm2，之后又逐步回升，2005年达到28847千hm2。

　　播种面积减少趋势与水稻总产增长趋势相背，说明水稻单产是总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1980-1984年水稻生产的大幅度增加主要来自于单产的快速提高，其间水稻单产年增长6.85%;1984年后，水稻单产增加速度放缓，1985-1998年，平均每年提高1.92%;中国水稻产量、面积和单产变化

　　1998年后，中国水稻单产保持在6200kg/ hm2左右，没有显著提高。

　　水稻生产的波动使中国稻米国内生产供给相应波动，按照出米率70%计，1997年国内稻米生产总量达到最高值14051万吨,

　　野生稻被驯化成为栽培稻由来已久。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见彩图)和桐乡罗家角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遗存，已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这些遗址的先民都已营相对定居的农耕生活，由此推溯以迁徙为主的种稻业的产生当为时更早。 根据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已发现4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炭化稻谷或茎叶的遗存，尤以太湖地区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最为集中，长江中游的湖北省次之，其余散处江西、福建、安徽、广东、云南、台湾等省。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也有发现。出土的炭化稻谷(或米)已有籼稻和粳稻的区别，表明籼、粳两个亚种的分化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已经出现。上述稻谷遗存的测定年代多数较亚洲其他地区出土的稻谷为早，是中国稻种具有独立起源的证明。

　　由于中国水稻原产南方，大米一直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人民的主粮。魏、晋南北朝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更促进了南方水稻生产的迅速发展。唐、宋以后，南方一些稻区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稻米的供应基地。唐代韩愈称“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民间也有“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之说，充分反映了江南水稻生产对于供应全国粮食需要和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据 《天工开物》估计，明末时的粮食供应，大米约占7/10，麦类和 粟、黍等占3/10，而大米主要来自南方。黄河流域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开始种 稻，但水稻种植面积时增时减，其比重始终低于麦类和粟、黍等。

　　早期水稻的种植主要是“火耕水耨”。东汉时水稻技术有所发展，南方已出现比较进步的耕地、插秧、收割等操作技术。唐代以后，南方稻田由于曲辕犁的使用而提高了劳动效率和耕田质量，并在北方旱地耕-耙-耱 整地技术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一套适用于水田的耕-耙-耖整地技术。到南宋时期， 《陈旉农书》中对于早稻田、晚稻田、山区低湿寒冷田和平原稻田等都已提出整地的具体标准和操作方法，整地技术更臻完善。

　　早期的水稻都行直播。稻的移栽大约始自汉代，当时主要是为了减轻草害。以后南方稻作发展，移栽才以增加 复种、克服季节矛盾为主要目的。移栽先需育秧。《陈旉农书》提出培育壮秧的3个措施是:“种之以时”、“择地得宜”和“用粪得理”，即 播种要适时、秧田要选得确当、 施肥要合理。宋以后，历代农书对于各种秧田技术，包括浸种催芽、秧龄掌握、肥水管理、插秧密度等，又有进一步的详细叙述。秧马(见图)的使用对于减轻拔秧时的体力消耗和提高效率起了一定作用，此外还发明了使用“秧弹”、“秧绳”以保证插秧整齐合格等。 关于水田施肥的论述首见于《陈旉农书》。其中如认为地力可以常新壮、用粪如用药以及要根据土壤条件施肥等论点，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在水稻施用基肥和追肥的关系上,历代农书都重基肥,因为追肥最难掌握。但长时期的实践经验使古代农民逐渐创造了看苗色追肥的技术，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记述。

　　中国水稻的发展还与农田水利建设有密切关系。陕西省汉墓出土的陂池稻田模型中有闸门、出水口、十字形田埂等，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稻田水源和灌溉的布局。在水稻灌溉技术方面，早在西汉《氾胜之书》中已提到用进水口和出水口相直或相错的方法调节灌溉水的温度。北魏 《齐民要术》中首次提到稻田排水干田对于防止倒伏、促进发根和养分吸收的作用，为后世“烤田”技术的滥觞。南宋时楼?曾作《耕织图》,其中耕图21幅,内容包括水稻栽培从整地、浸种、催芽、育秧、插秧、耘耥、施肥、 灌溉等环节直至收割、脱粒、扬晒、入仓为止的全过程，是中国古代水稻栽培技术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