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悦娱乐-招商七、“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四川，如果是纳入人工成本的情况下，一亩耕地一季水稻纯利润仅为3、400元，再加上油菜（因气候原因如果种小麦是倒亏），一亩耕地一年（两季）的纯利润也不过5、600元。

　　江西省高安市农调队抽样调查结果是：每亩双季稻纯收入约470元，单季稻约750元。

　　为什么扶贫这么难？我给你算算明细账：一颗青木：为什么扶贫这么难？我给你算算明细账

　　小麦，如今的平均年亩产为1150斤，每斤收购价1.12元，算下来每亩地每年可以收入1288元。

　　然后，犁地成本130元，肥料成本150元，种子成本60元，播种人工费20元，一年浇水成本80元，农药成本50元，收割费和运费70元，合计成本560元。

　　玉米，平均年亩产1250斤，每斤收购价1.15元，每亩毛收入1437.5元。

　　然后，犁地成本130元，肥料成本150元，种子成本40元，播种人工费20元，一年浇水成本40元，农药25元，收割和运费100元，合计成本505元。

　　为什么很多农民宁可抛荒也不愿意回老家收粮食，因为如果地少了，收粮食赚的钱还不够来回的火车票和耽误的工钱。

　　我这里找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的数据，他们种的葵花，一亩地年产量是550~600斤左右，收购价格是每斤7.5~9元，算下来每亩地毛收入2465元。

　　但种葵花的科技含量比种小麦高多了，成本也高，各种地膜费等等的全算上，每亩地成本大概是1200元，净利润1265元左右。

　　一家三口人，种七八亩地，每年赚到手的钱撑死就5000块，然后三口人用。

　　如果家里有七八亩地，而你每年只种粮食的话，那你家的人均月收入基本不可能突破200元。

　　表中列出了世界2018年农业总产值前10位、具一定代表性及农业生产水平居前国家的部分农业情况。

　　单位面积耕地农业产值：日本1.48万美元/公顷（约6500元/亩），以色列1.10万美元/公顷（约4800元/亩），中国0.82万美元/公顷（约3500元/亩），美国0.11万美元/公顷（约500元/亩），世界平均0.23万美元/公顷（约1000元/亩）。

　　注意：各国农业产值是包括了经济作物的全国产值，而且是“产值”而非“利润”，所以“单位面积耕地农业产值”高于之前算的各笔“账”。

　　所以，目前世界各发达国家“农业利润”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政府补贴；而我国农业补贴的不足和不合理又难以弥补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已使土地丧失了产生“农业利润”的资本功能，许多农民不是为谋利而经营，而是为生存和保险去种植。随着生产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当农业生产连作为一种生存保障手段的功能也丧失之后，农村也就没有了出路，农业也走向了绝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迫切需要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

　　农业农村为国家工业化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现在已经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但唯一的问题是：该怎么来反哺？该怎么提高农业农村收入水平？怎么实现共同富裕？

　　国内早籼稻收购价格为1.2元/斤，中晚籼稻收购价格为1.26元/斤，粳稻收购价格为1.30元/斤（不计加工费，折合精米约1.9元/斤）。2014年国家粳稻谷最低收购价格在最高时曾上调到1.55元/斤（折合精米约2.2元/斤）。另一方面，今年因疫情影响粮食价格大涨后，印度大米（破碎率5%）价格涨至400~410美元/吨，折合1.4元/斤；泰国大米（破碎率5%）涨至七年来最高水平后的到岸价格也不过470~500美元/吨，折合1.6元/斤；而之前2016年的同品质泰国大米价格为350美元上下，折合人民币约1.2元/斤。国内稻米收购价已远高于进口价。

　　国储粮售价是基本没有考虑运储成本等经济因素的。因通常情况下国储粮多是仓贮陈粮，同时为稳定市场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国储粮售价往往是低于甚至是远低于收购价和进口粮食到岸价格。例如今年国储拍卖2017年收购的中晚籼稻成交价格为1.25元/斤左右；在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期间泰国大米最高涨至1000多美元/吨后，国内仍在以2500~3000元/吨抛售粮食平抑粮价，甚至曾导致了中国大米“反向走私”到越南的奇境。

　　所以，为防“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现在“高进低出”的国家粮食储备政策实际上已经人为“扭曲”了国内粮食市场和价格，并没有完全遵从所谓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即使不考虑“高进低出”所必需的巨额补贴，仅仅顾虑这种“扭曲”通过价格传递效应对贸易、经济的一系列影响，也不可能让这种“扭曲”过大；国内收购价与进口到岸价间落差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的空间，都已经极为有限。

　　以中国极为庞大的人口规模，想在“市场经济”框架中通过单纯农产品涨价来提高农村收入显然是不可行的。

　　中国现在的国情是占总人口40.7%的5.7亿农村人口、占就业总数26%的2亿农业人口耕作18亿亩耕地，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3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不足9亩，仅“地狭人稠”的日本三分之一。农村（农业）人均耕地面积在《各国农业情况表》中仅好于埃及。

　　这个公式中，耕地总面积能保住18亿亩红线就不错了，所以唯一改善的可能就是减少农村（农业）人口数。

　　中国单位面积耕地农业产值约3500元/亩，以利润率50%计算每亩利润约1750元。如果要纯粹以农业来让农村居民达到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农村人口人均耕地必须在18亩以上；要达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则要达到25亩以上；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日本2.57万美元/人、美国7.85万美元/人、以色列10.75万美元/人），则需人均100亩以上。

　　在这个前提下，农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百分比必须从现在的26%降至3％以下；加上不从事农业但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农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要从现在的40%降至10%，即1.4亿人！

　　这种转移并非第一次发生。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农村人口占比也是约40%，此后日本用了50年把这个数据降至10%；而同样的历程美欧等国用了近百年。

　　难道中国也要用50年或者100年来任由农村自主平缓自然地调整、流失、转型……

　　如果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所有中国人——城市居民、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有较好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就必须加速跑完这段历程。由此的必然后果就是：考虑到农村人口增长高于全国平均的情况，大约30年中将有4.3亿以上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已经严重超载超拥挤的车厢中还将挤入增加一半以上的人……

　　在此过程中因优质劳动力大量流失等造成“三农问题”阶段性恶化，以及现在已经怨声载道的住房、交通等城市痼症，等等，这些问题能解决吗？

　　有序适量是甘泉，无序超量是洪水。如果仅仅依靠城市化，显然不可能解决农村的根本出路问题。

　　所以必须以“城镇化”代替“城市化”，让县城以下的“乡镇”代行、疏解部分“城市”的功能，让包括乡镇在内的农村人口占比维持在20%以上。

　　但这样30年后的2050年农村人口将有3亿，而按前面计算的“人均100亩”农村将只能容纳0.18亿人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其余2.82亿人怎么办？

　　即使是冒着出现城市贫民窟的危险，放任农村人口占比降至10%也仍有1.4亿人，其余1.22亿人怎么办？？？

　　单位面积耕地产值*耕地总面积=农业总产值=单位农业人员产值*农业劳动人口

　　所以提高农业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除了前一条所说的减少农业人口数外，就是增加单位面积耕地产值。

　　要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人均产值10万元是基础水平。

　　以2050年农村人口3亿计算，总产值应达到30万亿元，而单位面积耕地产值应达到30万亿元/18亿亩=1.67，即亩均产值1.67万元才有可能实现目标。而我们现在仅有大约3500元/亩，并且这还是在近于无限制不计价地投入人力的情况下才取得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农业农村优质劳动力大量流失的同时，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全力提高耕地生产率以保证“单位面积耕地产值”不降反升。

　　中国农业农村的基本国情“人多地少钱少”决定了中国只能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只能在耕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重的前提下追求最高的耕地生产率；说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产值，多安置人口。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相关科技的研发、推广，及其工业化成果的应用是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唯一源泉。

　　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发展提高路径只能是：因生产积极性而提高农业新科技和农业设施的学习提升积极性，再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我的文章中曾多次吐槽过这个问题，某匿名用户的回答：积极性怎么让粮食增产？也可略见一斑：

　　……希望还没从学校里出来的化肥党认清一个事实：（现在）让农民朋友学习，没有学费这说，而是你要给人好处请人来的。

　　……但你去了农村，没有人愿意理你，为了让农民来学技术，我们整场活动的精华，就在于讲完课以后中午的物资发放活动。

　　……科学技术能否落到农村的土地上，关键还是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果技术能够显著提高农民收入，这项技术就能得到推广，如果不能，就要通过发东西的方式推广，跟城里听讲座发鸡蛋没有任何区别。农民积极性的降低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不行了，而是因为在多数农户的收入结构当中，非农收入已经明显超过了农业收入，学习农业技术的边际效益较几十年前有所减少。农业已非农民的主业，生产积极性下降，你送技术到家门口，他都没兴趣出来领。而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大户，中午结束以后还要请专家吃饭，让专家到家里做一对一的技术指导。……

　　如果这一情况得不到解决，不要说提高“提高耕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举”，在优秀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的情况下，能保住现在的耕地生产率都有困难。

　　1、成本问题。农业生产中有很多建设成本和技术升级成本是边际下降的，比如农机体系、农田水利体系、测土配方施肥、品牌树立、农业综合防治体系等等。这些体系建设成本往往是规模扩大两、三倍甚至更多，投资却只增加一倍，甚至不会增加（如品牌树立），因而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所以在个体农民耕地太少，无法通过规模来分摊降低成本时，这些体系建设就会因单位成本过高在经济上不可行。

　　2、培训问题。生产单位小、散、多，这就使得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培训涉及到上亿农民，具体到乡镇就是每个农技员要面对上千甚至数千个生产单位，这就使新技术推广成了不可能在短时期完成的任务，严重地迟滞了新技术、新品种的更新速度。

　　3、利润问题。由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太小（1.4亩），新技术所能增加的效益对农民而言往往无足轻重。例如，水稻亩产增加10%已经是有突破性进展的新品种了，可一户农民只有2、3亩水田，新增加纯利润也就几十元；此外，即使有质优价高好销的农产品，但个体经营规模太小，农民自己销售连运费成本都收不回来，只能被中间商分薄利润，甚至会被转嫁市场风险，在市场波动时压价收购或拒绝收购。

　　4、风险问题。小农经济由于本小利薄，生产单位小、散、多，往往只能依靠宗亲关系一对一救助，缺少协同互助和有效组织，遭遇灾害时抗风险能力极低。如果政府或社会救助不及时不到位，或被转嫁损失后就只有破产一途，因而极为脆弱。所以，无力承担创新的风险，通常对新技术、新品种表现得极为保守，“一望二等三看看”是常态；只要今年产品还能卖就不愿为产品质量和长远利益增加投入加强管理，不愿承担一丝一毫风险。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利润问题”，成功的收益与失败的风险在农民的算盘上明显失衡，大大增加了技术推广难度。

　　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在进入市场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规模的不对等，运输物流的不经济，所有的个体农户都必然是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有（更何况还未必有）政府尽责官员的大力援助下，也因不能与农资厂家或市民直接交易，而只能任由中间商盘剥鱼肉，购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要用零售价，出售产品又只能用比批发价更低的成本价。和合作化农业抱团取暖的“低进高出”相比，个体农业却只能“高进低出”。正是这个“一进一出”挖走了农民80%以上的利润，限制了农民收入提高，让农民“增产不增收”成了常态。并且天灾人祸时还要被转嫁风险承担损失，“蒜你狠”、“姜你军”都是中间商大赚，滥市滞销全是农民大亏。

　　（三）缺乏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能力，甚至具有对公共资源的破坏性。最典型的表现是水利工程。

　　农业生产上经常抱怨的“五小水利”设施损毁严重，“缺乏后期管护，责、权、利不明确，表面上‘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无责’，形成政府建成后管不了，群众使用又不管的局面”，其实质就是农户分散经营与水利设施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农户土地细碎无法协调利益得失造成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这个难题并不是单纯由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就能解决的，并且连民生方面如交通、饮水、卫生等基础设施也有相同的问题。

　　本来可以由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一天就可以完成的收割任务，现在必须由数台小型收割机用数天来完成。水肥药一体化滴灌系统即使政府免费建成了，也不能持续稳定使用。高效廉价安全的农业综合防治方案的调节作物播、植期，放养金小蜂、诱蛾灯、黄板、统一科学用药等措施，因要求大范围协同协调才能发挥效能，所以成了纸上谈兵，费钱费力污染大效果差的滥用农药问题愈发严重。所有对规模、标准、规格和技术有较高要求的高效农业模式都难以推进，一颗耗子屎打烂一锅汤成为常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变得极为困难……

　　对此，《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了：

　　……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把农业规模经营户培育成有活力的家庭农场。推进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加大对运行规范的农民合作社扶持力度。发展壮大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投入品、技术、装备导入小农户。支持市场主体建设区域性农业全产业链综合服务中心。……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加快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标生产，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标准“领跑者”。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推进公益性农产品市场和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建设。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完善配套设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从现在的全国情况来看，家庭农场比农民合作社推进得要顺利得多。相比小农户而言，“而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大户，中午结束以后还要请专家吃饭，让专家到家里做一对一的技术指导”，显然更具有农业新科技新设施的学习积极性。

　　在新一轮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承包地、农户宅基地所提出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之后，以各种形式和途经的“兼并”来扩大生产规模已基本没有政策障碍，假以时日资金、人才等问题得到解决后，东北、西北出现美国式大型家庭农场，在南方出现日本式小型家庭农场已经是迟早的必然。

　　1、美国的问题在于单位面积耕地产值仅为0.11万美元/公顷，虽以人均能耕作70公顷（折1000多亩）耕地的高效实现了人均7.85万美元的高产值；但其24亿亩耕地只有2267008名农业从业人员（世行数据，应为农场主farmers）也就意味着，如果中国18亿亩耕地全部采用美国模式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最多最多只能提供200万个高标准就业机会，那么200万农场主之外的其他人怎么办？还怎么实现共同富裕？？？这对现今有14亿总人口、5.7亿农村人口、2亿农业人口，到2050年也仍有3亿农村人口、1亿农业人口的中国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是不可能接受的未来。

　　2、日本的单位面积耕地产值和单位农业人员产值数据看上去还不错，分别为1.48万美元/公顷和2.57万美元/人。

　　但是，日本的农民合作社因其社会、历史因素并且过于政治化，协调整合农民农业生产、推进农业科技发展的成效远不及荷兰、丹麦和以色列等国，农业生产对农业补贴和贸易壁垒等农业支持政策的依赖较重。美国对农业各种形式的直接间接补贴已经是相当高，大约占到了农业总收入10%、农业净收入40%以上，而日本的农业总收入中来自农业支持政策作用的则占到了50%左右！日本农业凭借远高于美欧诸国，形形色色高达约470种的补贴项目，并且还有超高的农产品关税壁垒，例如大米的进口关税为778%，乳制品进口关税为360%……国民为之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每公斤大米可达500日元约合人民币30多元），单位面积耕地产值日本比以色列高了1/3，单位农业人员产值却是以色列高达日本的4倍；虽然粮食（食品）自给率不及40%、有进出口逆差确情有可原，但粮食进出口逆差情况（与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及人均逆差等指标）却和大半国土是沙漠的以色列相当；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日本农业既满足不了本国的农业需求，也不是美国农业的一合之敌。更关键的是，农业生产对农业补贴和贸易壁垒等农业支持政策的依赖过重对其长期、持续发展有相当不利影响。人口达到日本11倍的中国无法普遍学习这种模式。

　　七、“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与能够强力协调整合农民农业生产的农民合作社相比，家庭农场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1、家庭农场不可能有自己的农技中心。家庭农场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没有能力长期雇佣达到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从事研究推广工作，所以只能依赖于商业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而商业公司的利益与农业农村综合效益、长远发展的要求并非完全一致。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和农科研究推广必须紧密衔接才更利于农业发展，而商业公司下属或（政府的）独立农技中心与农业生产的衔接紧密程度肯定比不上合作社下属农技中心。

　　能拥有从属于农业生产组织自身的农技研究推广中心，实现“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由农业农村根据自身的综合效益、长远发展的需要来掌控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这是合作社相对于家庭农场最大的优势。

　　2、家庭农场自身无法“农、工、贸一体化”，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最多有一点农产品粗加工；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只能依赖于各种商业公司，原本就不多的农业利润也必须分出一大块，难以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而另一方面，在高度智能化农机出现以前，面对农业生产中大量、短期、无法用农机完成的劳动需求，在美国农场只能使用季节性的廉价农场工人流动作业之时，在小户经营只能闲时闲死、忙时忙死之时，能够强力协调整合农民农业生产的农民合作社却可以通过统筹安排各种农作物的播、收期，合理协调农场工人在农田和工厂的劳动，避免闲时闲死忙时忙死，充分地投入耕地、劳动和技术提高耕地生产率；由单纯出售粮食、蔬果改变为出售精米、方便面、饮料、精加工品等等，甚至因地制宜地研发生产农资，向上、下游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产品价值和利润并使其留在农村农民手中；通过“农、工、贸一体化”、“就地工业化”实现“城乡一体化”。

　　如果细心一点，在前面计算出“即亩均产值1.67万元才有可能实现目标”时，就会发现这个产值已经大约3倍于日本、以色列的全国平均产值水平，这是在当前农业科技水平下基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必须通过“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实现“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只有以“城镇化”代替“城市化”，跳出农业这个圈子，把前面的公式：“农业总产值=单位农业人员产值*农业劳动人口”之中的“农业”加上“在农村的二三产业”变成“农村”；把“农民收入”从“主要是农业收入”变成“主要是农村收入”，才能大大拓展“农民收入”的扩展空间和增长潜力，才有可能实现目标。

　　农民合作社模式虽然推进难度远远大于家庭农场模式，却绝不可偏废；农民合作社必须发展壮大到能够在政策支持下，起到引导农业农村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方向、推动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作用。这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家庭农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虽然在《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是怎样的？》之中，我说过：

　　……当“小农意识”还是大多数农户的本能的时候，合作社成功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对近期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我是不乐观的……

　　相比较而言，荷兰以和美国相当、远低于日本的农业补贴水平取得了1.48万美元/公顷的单位面积耕地产值，和7.79万美元/人的单位农业人员产值，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更具借鉴作用。

　　荷兰农业的根基是在数量众多农户基础上联合发展的合作社，构成荷兰高度发达的现代农业体系中最坚实的微观制度支撑。合作社在荷兰的发展历史长达150年以上，在长期的合作发展中，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和农户形成了稳定性很强的全产业链发展、全过程的利益分享机制，有效增强了对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经济激励；换言之，农民参与合作社不仅在技术服务、生产资料供给和农产品销售方面能够直接获益，而且可以通过与合作社的交易量的利润返还，分享分选、仓储、加工、包装等产业环节的价值增值；另一方面，荷兰农民合作社发展稳定，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形成了对农业新技术和新装备旺盛、稳定和持续的需求；这种需求与荷兰自己全球一流的农业大学、种子公司、农业装备生产企业结合后，就能够不断创新推出农业新技术和新装备满足合作社的发展需求；而农民合作社又能够协助农场高水平地吸纳和集成各种先进农业技术及装备。在这中间，荷兰农民合作社成为科研机构、农场、市场、政府之间协调和紧密连接的通道。

　　丹麦农业除因气候寒冷和历史原因而导致其产业发展方向不同，亩均农业产值偏低外，其成功之处与荷兰极为相似。几乎所有的丹麦农民都是某个专业合作社的社员（股东）。合作社通过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组合，实现了大规模的分工、分业生产，把分散的农户经营活动融入了一条龙的生产经营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

　　例如，荷兰皇家菲仕兰合作社就是由2万多奶农组建的一体化、大规模、集体所有合作社，合作社的各级管理人员和重大事宜决策，均通过会员投票表决。合作社通过组建加工、销售的公司，向产业链下游发展，以工业和商业利润反哺农业。其下属的荷兰皇家菲仕兰公司已经发展成全球前5的乳品巨头，但荷兰皇家菲仕兰合作社仍是其唯一的股东。公司高管的任免和考核由9名会员代表和4名外部专家组成的公司监事会负责。而荷兰皇家菲仕兰公司的首要目标就是帮助奶农获得更高收益和长远利益。合作社会员的鲜奶必须全部卖给合作社，另外每年合作社会把利润的55%分配下去，剩余的45%用以发展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的组织和资源来确保奶农获得可观的收入。同时合作社还可以给那些生产出高质量牛奶的奶农经济激励机制，也给那些产品质量做的不好的奶农进行经济的惩罚。根据全体会员表决通过的决议，在菲仕兰合作社，奶农第一次严重质量违规，合作社对其做出的罚款和赔偿相当于这个家庭农场全年营业额的3%，全年净收入的15%。两次严重质量违规，将被终止合作社成员资格，从而彻底逐出奶牛养殖业。现在荷兰农民合作社的公司化发展趋势十分明显。

　　荷兰、丹麦奶农和公司所组成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而中国现实情况——“公司+农户”模式下的众多“农协”和“合作社”，实质是乳品企业“管理”众多奶农的工具；奶农基本没有话语权，当然也就不关心、不主动支持企业和“合作社”的长远发展。两者相比，当然前者发展前景更优。

　　以色列极其恶劣的农业基础条件和极其发达的现代农业，其对比是世界各国中最强烈的。

　　从表中可看出，以色列农业中谷物比重不大，单产也不高，且人均耕地仅0.7亩，所以不可能如某些传闻所言：实现粮食自给。能实现高产值的直接原因是如西红柿、甜椒、西瓜、向日葵、草莓等的各种经济作物占了很大比重，并且水果和蔬菜单产水平居世界前列；其养殖业也极为发达，每头奶牛年均产奶量可达1.2万升，实验室理想状况已达1.3万升，两项纪录都是世界第一。以色列2018年农业总产值42亿美元，其中种植业约占60%，畜牧业约占40%。食品、饮料和烟草类别制造业产值43亿美元。农业农村能够自济平衡和稳定发展；地处沙漠，各农业指标却能与荷兰、日本等国相提并论。

　　当今世界的农业发展，无一不依赖于政府补贴和扶持，但怎么补贴和扶持是个关键。不同于欧美多以直接补贴农户为主的补贴方式，以色列在农业保险补贴（作物风险保险基金）之外很少直接补贴农产品和农户，而以科研扶持为主。

　　首先，以色列政府每年农业科研经费上亿美元，占农业产值的3%，全国有3500多个高科技农业公司和7个农业研究院所。希伯来大学（雷霍沃特校区）、巴伊兰大学、特拉维夫大学、魏茨曼科学研究学院、本·古里安大学（内盖夫校区）也都有许多下属的与农业研究有关的学院或系。它们的主力是承担3/4农业科研的以色列农业部下属农技、水土、种植、动物、园艺、农作物、储存等研究所，形成了有科研人员、技术员和农民密切合作的体系，使科研成果迅速推广普及。

　　其次，以色列政府补贴和扶持绝大多数合作社（基布兹、莫沙夫）建立了农技中心，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全国形成了一个不同层次、不同门类、专业和技能较为齐全的职业培训和农技推广网络，每个农业科研人员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农民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7%，其他至少是高中文化程度，能较快掌握农业新技术。

　　基布兹是以经济作物为主，但并不是说这种模式在粮食生产上就没有优势，例如，要以“农业综合防治方案”取代“简单粗暴的化学手段”，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同时减少病虫害；粮食作物要规范、规模化地采用“玉/薯/豆/麦/菜等作物的轮、间、套作，以增加单位面积资金、技术和劳动的投入，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量、品质；要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价值和利润并使其留在农业农村农民手中，就只有在兼具规模化和集约化优势、能够强力协调整合农民农业生产的农民合作社才可能实现。

　　依靠基布兹和莫沙夫合作社模式，在极其恶劣的农业基础条件下，以色列单位面积耕地产值1.10万美元/公顷，达到美国9.8倍、法国4.3倍、日本74%、中国1.3倍、世界平均4.9倍的同时；单位农业人员产值10.75万美元/人，达到美国1.4倍、法国1.8倍、日本4.2倍、中国22.5倍、世界平均29.7倍。

　　耕地生产率前五名是：日本、荷兰、以色列、埃及、中国，劳动生产率前五名是：以色列、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荷兰。

　　同是合作社下属公司，同样相当于我国曾经的社队企业，耐特菲姆公司比荷兰皇家菲仕兰公司更具传奇色彩。

　　这个滴灌技术的发明者，持之以恒地围绕解决农业生产技术瓶颈和实际问题全力研发，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国灌溉设备企业，是Hatzerim基布兹的下属企业。

　　1962年，Hatzerim基布兹的西姆切.布拉斯(Simcha Blass)偶然发现水管漏水处的庄稼长得格外好，意识到水在同一点上渗入土壤是减少蒸发、高效灌溉及控制水、肥、农药最有效的办法。于是Blass设计出一种用于滴灌的软管，并应用到生产实践；

　　1965年，作为滴灌技术的发明者，耐特菲姆成立于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Hatzerim基布兹，并立即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1966年，耐特菲姆研发出世界上第一个内置滴头，并且首次卖出自己的产品，以色列政府开始大力推广滴灌系统；

　　1996年，研发出在线年，为前苏联、中国和墨西哥提供温室产品和服务后，正式把温室作为一项单独的业务开发；

　　如今，耐特菲姆已成为精准灌溉领域的领导者、全球最大的灌溉设备企业，占全球总销售量的30%以上，年收入2.3亿多美元，80%来自出口；在全球拥有29家子公司，17家工厂，生产了1500亿多支滴头，灌溉和温室业务遍及全球110个国家；为中国30多个省份的客户完成现代化灌溉和温室项目超过500个……

　　滴灌的原理很简单，然而，让水均衡地滴渗到每颗植株却非常复杂。以一个深埋地下的简单喷嘴为例，它就凝聚了大量的高科技。首先，它由电脑控制，依据传感器传回的土壤数据，决定何时浇、浇多还是浇少，绝不浪费的同时也保证作物生长的需要。其次，为防止作物的根系生长堵塞喷嘴，喷洞周围精确涂抹专门的药剂，仅抑制周边一个极小范围内的根系生产。再次，为防止不喷水时土壤自然陷落堵塞喷嘴，需要在喷水系统中平行布置一个充气系统，灌溉完毕后即刻充气防堵。最后，以色列不能大量使用可饮用水灌溉，农民使用的基本上是回收水，为防止回收水中较多杂质堵塞喷嘴，事先需要在回流罐中使用环保的物理方法沉淀杂质，并在管线中安装第二道过滤阀门。铺完管线以后，基布兹社员用手机中的应用程序，就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科学地浇灌管理他的作物。

　　滴灌使每寸土地都透着高科技，电脑控制的水、肥、农药滴喷灌系统是现代农业的基础。它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证明，以滴灌为代表的科学灌溉将大大缓解全球水资源危机。

　　此外，如：谢里亚基布兹的Bio-Bee公司专门繁育有益的昆虫和螨虫，用于生物防治，繁育大黄蜂用于温室和开放田地的自然授粉，其产品远销欧洲乃至美国加利福尼亚。

　　以色列基布兹的工业产值（如：食品、饮料和烟草类别制造业产值，灌溉设备、农业机械等）已远远超过其农业产值，除工业外还有商业、休闲旅游业，有些基布兹的农业产值甚至只占到总产值的4%。

　　（1）基布兹是特定历史、地理、社会情况下的产物，其模式可以学习但不能照搬。

　　（2）基布兹也在改革。大部分基布兹为适应新形势，已经逐步废止“所有物全体所有制”、“不雇佣基布兹成员以外员工”等这些即使在人民公社看来也是“极左”的东西，形成了新的经营管理模式。

　　（3）以色列、荷兰、丹麦等国的农民合作社最值得学习的是：他们基本都有自己的农技中心来实践“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而家庭农场不可能有自己的研究中心。

　　……从属于农业生产组织自身的农技中心，可以与一线生产无缝衔接，研究推广服务人员工作的核心部分是在农场、田间、果园完成，……他们因应以色列恶劣气候的科研方向和应用，如良种培育、生物防治、水肥药一体化滴灌、保护地栽培技术（精准控制湿度减少病害等），等等，证明了：他们立足于农业长远发展和综合效益而非公司短期利润的科研方向明显优于被孟山都、先锋等垄断巨头主导的美国农业。……

　　（4）对中国而言，基布兹模式最重要的是：一是提供了如何依靠“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克服恶劣自然条件实现农业发展的参考；二是提供了如何实现同时具有高水平耕地生产率和高水平劳动生产率的参考；三是提供了如何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农业人口就地工业化的参考。

　　从各媒体的农业相关报道就能看出，如果以组织方式分，所报道的“明星”大部都是家庭农场；即使有“农业合作社”之名实质上也基本是“公司+协会+农户”的联合体模式，农户在联合体中的利益保障和联合体的稳定，都只能寄望于企业会立足于长远而让利于农户。而现实中我了解的“农业合作社”更绝大多数是家庭农场或个体农企披了层皮以获得政府优惠和补助。

　　我这里是盆周山区，全县名义上约有数百个农业协会和合作社，拥有近20万亩耕地（最新数据），用于规模种植蔬菜、林果、魔芋、烤烟、食用菌等。但是，其中绝大多数2、3年后就杳无音讯了，坚持下的基本变成了“家庭农场+中间商”或个体农企，因为经济不发达甚至连“公司+协会+农户”的联合体模式都没有成功的。例如某果业合作社，名义上有50多户社员千多亩果园，实质上就是合作社负责人自家承包+转包的近30亩，再加上从周边农户手中收购的，一年共20~30万斤柑桔分级包装出售，利润约50万元。再如某食用菌合作社，名义上有30多户社员百多个大棚，实质上就是个体农企老板租了数十亩地雇佣了几个人生产食用菌。这就是这些“合作社”的全部工作，在农业农村整体的协调生产、设施建设、产业调整、技术升级、规模化、规范化等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很小，更难以实现共同富裕。

　　现在农业工作理论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提到现在农业的问题和出路时，几乎都认可土地零碎阻碍了农业发展，“小农经济”不利于农业现代化，认为农业集约化、产业化才是唯一出路，合作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径。但是，对“包产到户”，却依然只能是肯定了又肯定。当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从政治上完全理解。但是，这种理论上的暧昧及其对法规、文件指导精神的影响，对农民合作社发展却是遗患无穷。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真正在运行的生产型合作社，同质性、较松散的如蔬菜合作社（协会）等也许有几个发展较顺利的，但如荷兰、丹麦、以色列类型的能强力协调整合生产又发展良好的农民合作社，在国内是一个也没见识过；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虽然“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等都已经写入文件，但系统探讨在社员异质性情境下能强力协调整合生产的农民合作社的管理问题论文仍然极为鲜见，更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了；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就连周家庄、南街村、华西村等已经具有相当基础的农民合作社实体，其已经在新形势下暴露出的监管、财务、任免等制度问题，似乎极少相关部门和院校有兴趣针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协助改革，放任这些最佳的合作社建设改革的“试验田”自生自灭……

　　政策层面，类似荷兰的《授权合作社法》等那样，明确合作社架构和运作规则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法律政策制度体系依然难言健全；

　　不同于家庭农场可以“野蛮生长”，成也就一家富裕，败也就一家破产；农民合作社因其涉及人、事、物太多，必须有思想、理论、政策、法律、规章等等一系列支撑之后，才有可能整合众人为一体，团结一心，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生存并发展。

　　由于国家整体和工业的改革成功掩盖了农业农村的改革失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总纲性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所描绘蓝图未能实现的经验教训，及其根本原因——“顽固的小农意识”，并未得到总结、清理。所以至今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农民依然很不理性地（当然，从他们的思维来看，是很有理性地）固守这些观点：

　　1、技术保守，不愿“冒险”。2、重现实利益轻长远利益，重个体利益轻整体利益。3、缺少合作精神，宁为鸡首不为牛后。

　　公平地说，虽然现在的农业农村工作在理论层面有问题（个人观点），但具体工作上，对农业农村工作确实极为重视。在“以工补农”之后，现在的农业农村真可以“土豪”地说一句：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所在的这个贫困小县，每年国家投向农业农村的各种资金合计超过1亿，超过了正常情况下县财政收入总额，脱贫攻坚时期更达到了3亿。所以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基础社保体系都已经在逐步解决之中；但不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是严重问题了，例如：农田水利体系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乡镇以下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问题，和小农经济本身所固有的阻碍技术进步、极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等等……

　　渠系也好、冷库也好、肥水药一体化系统也好，政府可以免费建，免费给农民用，但管理使用还是必须农民自己才行。县政府也曾建立过为合作社提供服务的国有公司，最初和几个合作社协商得很好，社员大会也很成功，大致就是公司提供技术指导和平价农资、免费冷库、肥水药一体化系统（全额政府投资）等，社员必须按公司要求管理以实现优质化、标准化，达到品质要求的水果必须交公司收购以创立品牌；价格上大家先协商确定一个保底价，如果市场价低于保底价则以保底价收购，如果高于保底价则以同品质水果市场价和保底价的平均价收购；这样公司有利润维持发展农民也有保底。结果协议签好了，平价农资也要了，技术指导却不听了。很多人觉得：以前没怎么管理也能卖我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根本就做不到优质化、标准化。偏偏当年恰巧年成好价格好，市场价高于保底价约1元，按协议应以保底价+0.5元收购，一看比市场价低0.5元社员就不干了，结果全县只收到1万多斤，根本没法创立品牌。最后就是技术指导更没人听了，公司业务全“黄”了，甚至连肥水药一体化系统等也因社员不配合只建成了零星数十亩，而且基本没用过……然后……前年果价大跌时又满目都是烂果、满耳都是“果贱伤农”了。

　　一方面，小农经济困境不是单纯由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就能解决的，就普遍情况而言，有希望实现共同富裕，“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合作社形同虚设；没有思想、理论、政策、法律、规章等等一系列支撑，仅仅经济补贴对促进合作社建立发展和加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成效很小。一味维护、希望维持“包产到户”的人，要么是根本不了解现在农业农村的发展困境，要么是根本没思考过发展困境的原因和出路。

　　另一方面，虽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等都已经写入文件，却仍然还未重视周家庄、南街村、华西村这些最佳的合作社建设改革的“试验田”，深入探讨、协助改革其已经在新形势下暴露出的监管、财务、任免等制度问题，系统探讨在社员异质性情境下能强力协调整合生产的农民合作社的管理问题；还未开展在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工作，强调“契约精神、合作精神”，建立健全明确合作社架构和运作规则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法律政策制度体系；还未在各地域广泛动员宣传，开展多点、多种规模、多种模式的小范围试点，试验探索适合国情的合作社模式。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荷兰皇家菲仕兰合作社、丹麦牛奶合作社和基布兹及其下属公司，等等合作社（制）企业都能发展良好，通过学习借鉴其法律规章和组织管理方式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没理由发展不好。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仍以农村人口人均产值标准10万元/人来计算，预计2050年农村人口约3亿（农业及在农村的二、三产业的专职兼职从业人口约1亿），也就是农村总产值需达到30万亿元。

　　其中粮食是必需品，所以必须在适宜地区择优质粮田组建集约化、机械化大型农场，但应避免美式农业道路，注重耕地生产率（如：采用间套作、农业综合防治等）。以每年南北综合（含复种）稻玉麦等粮食平均亩产800公斤计算，全国应维持优质粮田8亿亩。以每公斤粮食均价3元多点计算，这些大型农场产值约2万亿元。剩下10亿亩非粮耕地产值以荷兰、日本的6500元/亩（1.5万美元/公顷）来计算，总产值为6.5万亿元；还需：30万亿元-2万亿元-6.5万亿元=21.5万亿元，也就是说，需要在农村的二、三产业中实现21.5万亿元产值。

　　要在二、三产业中实现21.5万亿元产值并不难，难的是把这21.5万亿元产值留在农村，并且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到农民手中，实现共同富裕。

　　从《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所描绘的蓝图未能实现的经验教训，和实际情况（基础条件、预期目标、需求和问题）来看，“顽固的小农意识”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在农业农村发展相关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的制定和执行时所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必须解决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都能发展良好的合作社（制）企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理由发展不好。

　　要实现“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现代化”，家庭农场弱点明显：不能拥有自已的农技中心难以实现“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难以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耕地生产率以实现高质又高量地安置人口，实现共同富裕也相对更困难。而另一方面，合作社却能够拥有自己的农技中心，能够通过“农、工、贸一体化”、“就地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向上、下游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产品价值和利润并使其留在农村农民手中！

　　农民合作社能否战胜“顽固的小农意识”在政策支持下发展壮大，成为农业农村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方向的引导者？这是《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所描绘新蓝图实现的必备条件，是农业农村出路问题能否解决的关键。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为什么连续13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但是农业却没明显的发展？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