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玄武注册！首页稻米虽然飘香，却不能像麦面那样不断花样翻新，难免有些单调。为了改变这一“缺陷”，楚人想方设法种植蔬菜，猎牧动物，饲养牲畜，以多样的副食来改善主食的单调。楚人的基本副食除了鱼肉，还有蔬菜瓜果。从远古起，蔬菜瓜果与水产经济就开始作为楚国先民生活中的副食来源，可以说古代楚国种植蔬菜，同谷物几乎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所以，《尔雅·释天》在解释“饥馑”二字时说：“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这里谷蔬同时并提，正好揭示了主食和副食之间的密切关系。
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五千多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等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花生、蚕豆、两角菱、甜瓜子、毛桃核、酸枣核、葫芦等。这表明，我国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也已有了初级园艺。而从考古发现的资料反映出楚地蔬果种类也非常丰富，在湖北江陵望山楚墓中出土的果实、果核、果皮及种子就有十余种之多。至于其他农副产品，如板栗、樱桃、梅、枣、柿、梨、柑橘、甜瓜子、南瓜子、生姜、小茴香、菱角、莲子、藕、荸荠等，在长沙、江陵、荆门、信阳等地楚墓都可见到这些品种的部分甚至全部。
在商代甲骨文中，出现过“囿”“圃”等字，可知在商代就有以蔬菜瓜果为主要栽培对象的菜园了，园圃经营已与大田谷物经营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西周以后，这种区别更为明显，蔬菜瓜果生产已逐渐成为一种脱离粮食生产而独立的专门职业，在春秋时期，“圃”与“农”已经成为分开的两种专业了。到战国时，见于记载的，更有不少的人“为人灌园”。当时园艺确与农耕分了家，园圃经营的专业性大大加强。这种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适应人类物质生活多方面的需要，是社会生产不断进步的一种表现。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楚国园圃种植非常普遍而且兴旺发达。《楚史梼杌·虞丘子》载：庄王“赐虞丘子菜地三百。”《庄子·天地篇》云：“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韩诗外传》载云：“楚有士曰申鸣，治园以养父母，孝闻于楚。”这说明当时楚国已有人种植蔬菜，并且将种植园圃作为职业，以供养家人。反映了楚国园圃业的规模及技术已相当成熟，收获亦当丰富，足以供给时人的消费。战国时期楚墓中的出土实物有土瓜、茭白、芋、冬苋菜、芥、菘等，这证实了当时蔬菜的种类繁多。同时，楚地的气候及地理条件所决定，野生植物从种类到数量都远远多于北方，这为野菜的采集提供了可能。比较而言，楚地副食构成中很大一部分为中原地区所没有，丰富的副食必然为楚国的饮食习俗特色增添更多更深的内涵。
楚国的蔬菜，主要有葵、韭、葑、荷、芹、薇等十多种，下面简要介绍古代蔬菜的几个主要品种。
葵在古代被称为“百菜之主”。（常璩撰，刘琳校.《华阳国志校注·巴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它是人类在采集活动中较早从野生变栽培和直接采食营养体的蔬菜植物之一。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有葵的种子（湖南农学院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农产品鉴定报告》第1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采葵时只采葵叶，所谓“采葵莫伤根，伤葵根不生”（《艺文类聚》卷八二引）。葵可以做羹，可以制作成腌菜，也可以晒干后食用。汉诗中有“采葵持作羹”之语（《乐府诗集》卷二五引）。《四民月令》说：“九月作葵菹，干葵。”（崔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在楚地古老的蔬菜品种中，唯有葵最脍炙人口，但是，由于葵菜的变异性比较狭窄，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竞争不过同一时期从十字花科植物的野油菜中发展起来的白菜，所以古葵自宋代以后，就逐渐脱离人们的餐桌，沦为野生，或作为药用了。现在重庆、鄂西等地区尚有葵菜，别名冬寒菜、滑肠菜。食法是取其嫩叶作汤，但如超过嫩叶期，就不好吃了，作为蔬菜的意义不大。
菘，即白菜，是十字花科芸薹属草本植物，芸薹属的栽培植物在中国蔬菜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它们被利用的历史可能比其他粮食作物还要古远，因为不需要等到结实就可以作为食物来采集。
菘是我国古代常见蔬菜之一，一年四季均有食用。现在菘的种类较多，但主要分为小白菜和大白菜，楚地种植的多为小白菜。关于菘在楚地种植的历史记录有数种，例如三国时期吴人张勃《吴录》载：陆逊攻襄阳时，“雇人种豆菘”（《太平御览》卷九七九引）。《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也有类似的话。南朝陶弘景《别录》中说：“菜中有菘，最为常食。”《南齐书·周颙传》中有“春初早韭，秋末晚菘”的线.芥
芥菜是我国特产的蔬菜之一，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就出土有外形完整的芥子。芥菜在楚地种植十分广泛，经过长期培育，变种也很多，有利用根、茎、叶的不同品种，如叶用的有雪里蕻、大叶芥等；茎用的变种有榨菜；根用的变种有大头菜等，这都是劳动人民在改造植物习性上的成就。
芜菁，即葑，又名蔓菁。殷周以来，芜菁就已作为我国的重要菜蔬之一，它起源于一种具有辛辣味的野生芸薹属植物，其根与萝卜很相像。现在驰名中外的湖北襄阳腌大头菜，就是用芜菁制作的。
芹有水芹和旱芹之分，我国古代，芹主要指水芹。芹菜原产于楚国蕲春一带，这里是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故乡。《本草纲目》中指出：“其性冷滑如葵，故《尔雅》谓之楚葵。”《吕氏春秋》中说：“菜之美者，云梦之芹。”云梦，楚地也。楚有蕲州、蕲县，俱音淇。罗愿《尔雅翼》云：“蕲地多产芹，故字从芹，蕲亦音芹。”可知芹原产于湖北蕲州，即现在蕲春县，后才传播到各地的。
莱菔，俗称萝卜，在楚国各地都有种植。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莱菔上古谓之芦菔，中古转为莱菔，后世讹为萝卜，南人呼为萝瓝（bó）。”萝卜是我国最古老的栽培作物之一，《诗经·谷风》中有“采葑采菲”之说，这里的“菲”即指萝卜。
食用莲藕在楚地有悠久历史，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有藕的实物。莲的不同部位均有不同名称，《尔雅》说：“荷，芙蕖，其茎‘茄’，其叶‘蕸’（xia），其本‘蔤’（mi），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早在先秦时期，楚人就爱好食藕，《楚辞》中有不少对莲的描写。莲藕既可当水果吃，又可烹饪成佳肴，还可做粥饭和制成藕粉。
在马王堆一号汉墓曾出土过一些蔬菜，蔬菜虽然全部炭化，但个别的形状仍隐约可见。最令人惊讶的是打开一号汉墓出土的云纹漆鼎时，竟发现里面盛有两千一百多年以前的汤，而且在汤的表面还漂浮着一层完整的藕片。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藕片内部纤维早已溶解，出土后与空气接触，再加上起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震荡，藕片迅速消失，全部溶解于水中了。由此地震工作者认为，这一现象说明：两千一百多年来，长沙地区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有破坏性的地震。
蕹菜，又名空心菜，系旋花科番薯属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楚地是其原产地，主要含有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江苏邗江出土有蕹菜籽实（扬州市博物馆：扬州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第12期）。如今楚地均有种植。
韭菜起源于我国。楚人认为韭是对人体极有好处的食物，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十问》将韭说成是“百草之王”：“草千岁者唯韭”，它受到天地阴阳之气的熏染，胆怯者食之便勇气大增，视力模糊者食之会变得清晰，听力有问题者食之则听觉灵敏，春季食用可“苛疾不昌，筋骨益强”。（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因此，与葵、芹等蔬菜一样，楚地韭的种植十分广泛。
竹笋，为一种根茎类蔬菜原料。《尔雅·释草》云：“笋，竹萌。”时人认为笋是美味蔬菜。楚国各地都有，品种极其繁多，楚地的人们普遍喜食竹笋。
茭白，别名菰菜、茭旬、菰手、茭瓜，盛产于楚地。陆游《邻人送菰菜》诗：“张苍饮乳元难学，绮季餐芝未免饥。稻饭似珠菰似玉，老家此味有谁知？”（《剑南诗稿》卷七八）可见，茭白主要产于长江中下游一带。
莼菜，为水生类蔬菜原料，既有野生又有人工栽培。盛产于楚地，如今恩施一带还广为培植。
生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料，又是香料，也是药用植物资源，早在先秦时楚国各地都有种植，湖北江陵战国楚墓中曾出土过生姜，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内，马王堆一号汉墓也出土有姜片实物。（参见湖南农学院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第16～1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以上蔬菜品种是楚国人民经过人工栽培和人工保护的几十种常食蔬菜，在古代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楚地一些蔬菜名称，如荻芽、棕笋、巢菜、各种野生菌、荠、马齿苋、藜、蒲、蕨、蒿、蓼、荼、苏，等等，这些蔬菜，由于产量小，且多为野生，经济价值不高。
如同蔬菜一样，楚地瓜果种类繁多，种植历史也很悠久。在古代文献中都能见到，如甜瓜、葫芦、柑橘、枇杷、龙眼、荔枝、桃、杏、李、枣、柿、梅、苹果等，楚地都有种植。
俗话说：“靠山食兽，近水食鱼。”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地理位置分布状况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居址多坐落在傍近小河的丘陵或高地上，这就决定了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除以农业为主外，渔猎仍然是人们饮食生活的辅助手段。大体上而言，时代愈早，渔猎经济在人们的饮食业所占的比重愈大；时代愈晚，农业愈进步，渔猎经济在人们饮食中所占的比重就愈小。
地处长江流域的楚国湖泊众多，渔业资源十分丰富。自从人类学会用火之后，鱼类便成为人类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在楚地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鱼和龟鳖类遗骨数量很多，淡水鱼骨随处散见，滨海河口的鲻鱼骨也不少，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先民就普遍地在食用鱼类。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多种原始捕鱼工具，有带倒刺的鱼骨镖头、骨制钓鱼钩、木浮标、鱼叉等，说明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是“以佃以渔”。据《竹书纪年》记载，夏王后荒曾“东狩于海，获大鱼”，可见海洋渔业在上古时代也开始兴起了。
长江流域淡水鱼类的品种极为丰富，据文献记载主要有鲫、鳜、鲤、鲈、白鱼、青鱼、鳢、鲋、鲢、鳟、鲩（草鱼）、鲚、鳝、鲥、鳅、鲔、鳗、鳊、鳇、鲂、鲇、鲷、鳙、蚌、龟、鳖、蚬、蛤、螺等数十种。古楚人偏爱食鱼。《风俗通》说：“吴楚之人，嗜鱼盐，不重禽兽之肉。”杜甫《岁宴行》也说：“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
鱼在中国古代长江流域人民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早在周代，朝廷中设有“渔人”职司，（参见《周礼·天官》）向王者进献饮食中所需的各种鲜鱼、干鱼，还设有“鳖人”这一职司，其职责是“春献鳖蜃，秋献龟鱼”。从渔人和鳖人的分工中，说明鱼在周人饮食中是不可缺少的副食。鳖人的职务表明，先秦时龟、鳖、蚌、蛤、螺都是可以上国宴的美味。事实上，早在商代，人们食龟肉就十分普遍，并把龟甲作为占卜之用，仅目前出土的甲片就达十多万，其中的龟肉已先被食用。周代用龟甲占卜亦如商朝。春秋时期，龟鳖已作为国家的贵重礼品，《左传·宣公四年》记载：“楚人献鼋（大鳖）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后子公先下手，杀了灵公，由分鼋不均，导致父子相杀，其鼋味的珍美及饮食地位可想而知。
